1951年9月出生，安徽怀远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1989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财金系毕业，博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多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和论文奖，学术专长为金融学、财政学、宏观经济。主要著述：《财政补贴经济分析》《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金融全球化研究》(合著)、《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等。

　　求学之路

　　曾经做过下乡知青、企业工人，和那个时代的同龄人一样，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的求学之路也充满了坎坷，并在这种坎坷中感受到了改革开放转轨时期的各种知识体系与学术思想的激烈碰撞。

　　李扬15岁时就作为下乡知青到安徽准南的农村当了两年农民。回城后又干了5年多的建筑工人。“那时候吃了很多苦，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这个经历还是很有价值的。年轻时做过社会最底层的工作，这给我以后带来的好处是，再遇到任何挫折都无所畏惧，比较容易看得开，也很难被任何困难所吓倒。”李扬说。

　　1977年，李扬考上了安徽大学，读政治经济学。1984年在复旦大学转学金融，完成了研究生的学业。从政治经济学转到金融学，对李扬来说还有一段小插曲。读研之前，当时工业、农业、金融、贸易、财政等学科合起来被称为“部门经济学”，这么多学科才能跟政治经济学一个等级，于是，当李扬决定考金融专业的硕士时，很多老师都觉得李扬这个“好好的一个搞理论的小伙子，偏偏学了金融”，颇有惋惜之意。其实，李扬转学金融，是受到了名师影响——安徽大学老师滕茂桐。滕茂桐1949年前曾任南开大学经济系主任，他是我国经济学泰斗陈岱孙先生的学生。滕茂桐毕业于牛津大学，并在剑桥聆听过年轻时代的凯恩斯的课程。“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曾给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当过翻译，做过国民党中央的信贷科科长，被打成“右派”，遣送到安徽扫大街。文革之后，百废待兴。安徽大学发现居然还有滕茂桐这样的名人，于是请出滕先生任经济学系主任，李扬也得以受到这一名师的指导。上世纪80年代初，滕茂桐给李扬这一批学生开授讲座，讲萨伊定律、边际革命、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的反革命等，这些都是李扬闻所未闻的知识，教科书上也很难找到，让他得以窥视现代经济学的殿堂一角。

　　在讨论研究生专业的去向时，滕茂桐建议李扬：“你应该去学金融(当时还叫货币银行学)，现在是商品经济，经济建设为中心，最有前途的就是这个专业。”当时的趋势，文科最好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理科最好的专业是数学，所以，在那时看来，李扬的选择并不符合潮流，“但现在看来，滕茂桐先生的看法是对的”。

　　在复旦大学读硕士期间，李扬师从陈观烈教授学习金融学(当时称“资本主义国家货币与银行”)，同时随宋承先教授学习现代经济学。在陈观烈教授的建议下，李扬在上海财经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听了一年的课程，系统地学习了资本主义国家财政、西方财政理论、国外货币金融学等课程。上世纪80年代初，正值改革开放之始，大学专业设置并没有统一标准，授课内容也因人而异，基本上是老师熟悉什么就教什么。当时，复旦大学和上海财大集中了一批在上世纪30、40年代毕业于美国名校的博士，这样的师资配置，即使在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也不多见。这一批名师的指点，为李扬的学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了复旦的陈观烈教授、宋承先教授、蒋学模教授、张熏华教授、伍柏麟教授之外，上海财经大学的曹立赢教授、王传曾教授等学贯中西的学者都使李扬受益匪浅。尤其是上海财大的刘絜敖教授，对李扬的影响很大。刘絜敖教授精通5国语言，是中国最早的金融学说史——《国外货币金融学说》的著作者。刘絜敖教授的求学经历和学术成果让李扬明白，熟悉多门外语对研究经济的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刘絜敖年轻时在很多国家求学过，因此懂多国语言，这为他的研究提供了很多便利，也使得他的研究视野相当宽阔。师从这些老一辈经济学家，使李扬在治学、为人等方面均受到良好熏陶。

　　“回想起来，从受教育之初就接受了系统、正规的现代经济学训练，是我一生的幸事。”李扬说。这样的感叹，源自那个时代求学的普遍状态。当时，国内大部分学金融的人接受的是所谓的“社会主义货币银行学”的训练，而这些知识很快就过时了。李扬举例说，20世纪80年代，我国曾开展过几次全国性的大讨论，而那些讨论的问题，大多让李扬感到迷惑，如“存款算不算货币”“中国要不要发展金融市场”“货币、有没有阶级性”等，还有很多讨论涉及货币乘数、货币统计口径、中央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当时李扬在上海读书，远观这些讨论，常常让他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对于受过现代经济学和金融学训练的研究生来说，这些问题多数都是不言自明的——由于时代特征，许多教科书中长期充斥着在现代看来都是“伪知识”的内容，这些内容常常引人误入歧途，能从一开始就基本没有受到它们的影响，确实使李扬少走了很多弯路。

　　硕士毕业后，李扬回到安徽大学教了两年书，主要教授“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1986年李扬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专业是西方财政学。当时，人民大学是我国金融、财政理论的重镇，由黄达教授和王传纶教授牵头，带着一大批优秀学者，在中国金融、财政理论研究中走在学术前沿。人民大学的传统是财政、金融不分家，而且其学风非常接近实际，不尚空谈、理论联系实际。这种学风也深刻地影响了师从王传纶教授的李扬。王传纶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这是现代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的母校，王传纶治学非常严谨，被公认为学问、人品皆称楷模的学者，对李扬影响深远。

　　十年求学，李扬感到十分幸运：“虽然在农村和工厂荒废了一些学习时光，但自从走上求学之路，一直受到国内甚至世界一流的老师教导，这为我从事金融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李扬很快在学术上崭露头角，他独立完成或参与完成的论文(专著)《改革大思路》《中国城市土地使用与管理》《国际资本流动与宏观经济管理》《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等分别获得1988年度、1994年度、1996年度和2006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和著作奖。就获奖次数而言，李扬在中国经济学界也名列前茅。这些学术成果的获得，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那些名师的指导。

　　失衡与再平衡研究

　　2009年年初，李扬在伦敦参加了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唐宁街10号共同主持的全球经济学家座谈会。包括斯蒂格利兹在内的20余位全球大牌经济学家与会，李扬是唯一的中国学者。

　　座谈会安排了5位经济学家发言，李扬是其中之一。在向总理汇报并获同意之后，李扬在会上专门阐述了对全球失衡的看法。2008年前后全球金融危机正愈演愈烈，经济失衡问题凸显。“全球经济失衡”是各国当局使用最多的用语之一，尤其是美国偏爱用之来解释此次危机的根源，并轻松地将危机的责任推卸给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由此也诞生了诸如“中国责任论”“中国威胁论”等话题。

　　李扬在座谈会上提出，经济失衡要点有四个：第一，失衡问题虽只在近年才引起世人关注，但作为一种全球化的伴生现象，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便已存在。第二，观察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的全球经济发展脉络便能清晰地看到：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始终居于失衡的逆差一方；在失衡的顺差一方，不断变化的角色包括德国和日本，20世纪70年代以后，先是亚洲“四小龙”，继而亚洲“四小虎”，然后才是中国和石油输出国，渐次进入了该行列。因此，如果说全球失衡是此次危机的根源，那么，最重要的根源在美国。第三，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若称全球失衡，则世界各国的国内经济也一定是失衡的。因此，克服危机，促使经济回归正常轨道的要义，在于世界各国均致力于调整其国内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由于当前全球化是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它们显然应承担最重要的主导性责任。第四，中国政府自上世纪末开始便已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实施科学发展的战略目标，力求减少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和国内投资的过度依赖。这是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切实步骤。

　　李扬的论述得到与会者的广泛尊重，此后，全球失衡和再平衡问题便成为李扬的研究重点之一。

　　李扬认为，本质上，全球经济失衡是实体经济现象，但若无货币的介入，在“纯”实体经济体系中，任何失衡都无从产生。因为，“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本来就未留出发生贸易差额的任何空间。国际货币体系因素的介入，不仅使得失衡有了可能，而且使得全球失衡问题变得高度复杂。如果全球失衡中居于逆差地位的国家可以使用其本币进行清偿和支付，则失衡在相当程度上和在相当长时期内就具有可持续性。如此，对全球失衡问题的争论，重点便不在失衡的原因和规模等，而在失衡能否持续。如果世界仍然接受逆差国使用其本国货币来支付逆差，则失衡便具有可持续性，反之，失衡便会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因此，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就成为关键所在。

　　如何走向新的均衡？李扬认为，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出现两个重要的趋势性转变，这可能会使得此次危机成为一个新的全球格局的开端。其一，发生在实体经济领域。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产出中的增量贡献就一直高于发达经济体。危机以后，一方面发达经济体长期低迷，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持续高增长，更成为不可移转的长期趋势。在这个此盈彼缩的历史进程中，新兴经济体将逐渐发挥引领全球发展的作用。完全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旧的全球化模式将被改变。其二，发生在金融领域。资本主义模式的全球经济危机总有金融危机相伴相随，而历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大多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债务危机为基本特征。因此，危机的恢复意味着全球性债务重组。而每一次重组，均使得发达经济体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霸主地位进一步巩固和强化。2008年经济危机则完全不同以往，那些拥有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权和国际规则制定权的发达经济体，它们深陷泥潭难以自拔，非新兴经济体伸出援手不能解脱，于是就有了G20之类新的国际协调机制产生。自然地，危机的恢复，一方面将提升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促使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向多元化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意味着发达经济体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中的决定权逐渐弱化。在此意义上，全球经济的新格局开始酝酿。也正是在这样趋势性的转变中，重建新的均衡以及中国的发展有了新的机遇。

　　金融改革真知灼见

　　中国金融的改革与发展是李扬研究课题的一个重要内容。李扬提出，中国金融改革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重大问题最值得关注。

　　第一是银行业改革进一步深入的问题。他认为，银行的再资本化任务基本完成、主要银行已实施现代公司制改造的前提下，金融改革的重点之一应当是为这种新制度的运行创造适当的微观和宏观条件。第二是建立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问题。应对农村金融组织建设和金融产品创新给予政策支持，处理好防范风险和鼓励创新的关系，对各种非正规金融组织和非正规金融活动给予适当的宽容。第三是资本市场发展问题。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是中国金融结构调整的关键。第四是关于改革管理体制和流动性问题。对因流动性过剩而导致资产价格大幅上升的问题，应进行两个方面的改革：一是从“源”上平衡投资与储蓄的关系，其中的关键是提高居民收入、减少财政储蓄、降低企业储蓄。为达此目的，应充分发挥财政政策作用，减税(费)增支，运营政府财政来完善社会养老、医疗和助学保障体系。二是从“流”上着手，在外汇储备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切断外汇储备的增减与货币供应的关系，在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同时，推动市场化和利率、汇率衍生品的发展，并适度把握和控制人民币汇率的不合理预期。

　　在经济新常态下，就实体经济发展变化对金融业的挑战，李扬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即“一个减少，三个增加”。一个减少就是经济增长率下降，人口红利消失，将大幅度减少我国无通货膨胀的资金来源。因此，我国金融业的风险，将因为“水落石出”而逐渐增大。在此背景下，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的规模扩张均将受到限制。这就逼迫我们走做强的内涵式发展道路。三个增加，一是对长期信用的需求增加。中国金融业长期以来存在一个大问题，就是“借短用长”的期限错配风险较大。这是个老问题，但长期未得解决。未来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投资，都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将导致我们业已存在的期限错配风险增大。因此，我们必须下决心，从机构、工具、市场等方面全面增加我国的长期资本供应。二是对权益性金融资产需求增加，从事投资不仅需要长期资金，更需要股本金，更需要资本。全球经济危机告诉我们，金融业杠杆率过高，迟早都会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保持较低的杠杆率，是保持经济和金融长治久安的治本之道。针对这一需求，我们不仅要发展现行的资本市场，而且要发展以证券公司网络系统为平台，以经纪人为核心的真正场外交易，绝不能仅仅局限于主板、二板、创业板等结构。须知，这个“市场”只能容纳几千家公司，而中国的公司总量已数以万计。它们都需要有稳定的资本提供和补充渠道。三是对财富管理的需求增加。广大居民收入水平上升，其多样化的需求将层出不穷，而现有金融体系无法提供。财富管理的发展方向，要向影子银行学习。

　　李扬提出，面对实体经济出现的重大变化，我国的金融体系应及时推行新一轮的全面改革。而且这种改革亦不能像过去那样，囿于传统的机构、市场、工具、调控和国际合作的路子，而应从若干综合性的角度提出问题。在他看来，调整宏观调控政策框架、建立宏观审慎政策体系、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以及形成市场价格基准、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长期资本的投融资体系等，需要置于改革的优先地位。

　　首先，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改革，应从重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并重。供给管理的基本要义是激发企业和市场的活力，它不等于普通的产业政策。传统的产业政策与供给管理政策的区别在于：前者以政府为主导，通常需要拟定详细的产业调整规划，并高度依托各级政府部门，通过行政、经济、法律等多重手段予以实施；后者则以企业为基础、市场为主导，依靠企业和市场去发现并纠正结构失衡，政府的功能，只是为企业和市场发挥作用创造体制和机制的条件，维持良好的竞争环境。供给管理旨在：一方面，它旨在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降低税负、降低融资成本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企业主体的活力，让它们承担起变革的责任；另一方面，它致力于通过解除各种僵硬的体制机制约束，提高要素市场(劳动力、资本、土地等)效率，藉以全面提升经济体系的竞争力。显然，宏观调控上转向供给管理，其要义是全面推进新一轮改革，创造并获取改革红利。

　　其次，建立宏观审慎的政策调控体系。对于中国而言，主要的系统性风险来源于实体经济增长势头的放缓。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实体经济增长为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和收益预期，那么当前这种“边干边学”与“边干边修”的金融发展策略就难以为继，而潜在资产泡沫的破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存在、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的同质性及其行为的趋同性、金融机构治理机制的不完善等因素，则会进一步放大上述风险，使得整个金融乃至经济体系出现巨大震荡。因此，对于正面临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任务的中国，一方面，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要运用传统的方法来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的势头，另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宏观审慎政策对上述风险进行抑制与化解。

　　再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领域都是宏观经济运行，调控的对象都是货币资金，这就决定了两大调控体系必须协调配合，政策效应必须“内洽”。面对日趋复杂和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应建立有效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其涉及相当广泛的领域，最重要的是：两大政策体系的松紧搭配态势；国债政策；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长期投融资机制(尤其是政策性金融体制)的建设；国家外汇储备的管理体制调整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机制。

　　最后，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基本形成市场价格基准、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长期资本的投融资体系。经过连续不断的改革，我国已基本形成了结构比较完备的金融组织体系、市场体系、调控体系和监管体系，并有效地发展了同国际组织和各国货币当局的合作。金融改革主要应致力于形成市场价格基准、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长期资本的投融资体系。基本完成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形成市场化的金融价格基准，为金融组织和金融市场的运作提供良好的价格信号，引导金融资源有效配置，为央行的宏观调控提供准确的信息和有效手段。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金融体系结构，满足多元化的投融资需求，更好地为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服务。应致力于建立以证券公司网络系统为平台、经纪人为核心的场外交易市场，从根本上解决小微企业权益性资本供给不足的问题。建立高效率的长期资金投融资体制。鉴于城镇化和新一轮工业化将继续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而工业化和城镇化均高度依赖长期资本支撑，我国长期资本匮乏的状况将更趋严重。因此，建立有效的长期资金的投融资体制，便成为中国金融改革最重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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