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周刊2012年第45期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早已习惯中国GDP倍增再倍增，但如今，我们将迎来居民收入倍增的新时代，这对于中国经济和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回顾即将过去的2012年，“双倍增”这个词很有可能成为年度NO.1热词。因为刚闭幕的中共“十八大 ”上提出，到2020年实现我国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中共首次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一“双倍增”的指导思想也一改过去单一注重GDP增速的经济发展目标，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顺应了广大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生活的期盼。

　　前“双倍增”时代

　　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同志就高瞻远瞩地指出我国长期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发展经济。33年来，“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是改革开放的最强音和主旋律。1984年，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GDP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GDP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事实上，第二步目标，提前五年，在1995年就已完全实现。

　　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将第三步目标进一步细化为：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实现GDP在2000年基础上再倍增；十六大又进一步提出，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到了十七大上，首次提出人均GDP到2020年也要翻两番的计划目标，“人均”二字的加入，不但突显了国家对未来我国人口总量控制的信心，更标志着党中央意识到经济增长不能光看总量，更要注重人均占有量的提高，但仍未对居民收入增长提出具体量化目标。

　　而“十八大”报告中，则历史性地将经济总量倍增与人均收入倍增的目标同时提出，“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

　　回顾过去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变化，可以清晰察觉到一条变化路径图，即从强调“做大蛋糕”，到既强调“做大蛋糕”，又强调“分好蛋糕”；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最终实现“全民富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把居民收入倍增上升到和经济总量倍增相同的战略高度，是为了“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老生常谈”已成“当务之急”

　　然而提高居民收入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扩大内需也讲了很多年，为什么选择在“十八大”这个节骨眼上首次正式提出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呢？

　　一方面是由于经过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总量有了质的飞跃。2011年，我国GDP突破7万亿美元，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也达到5432美元，根据世界银行2011年的标准，中国已被列入“中上等收入国家”。与此同时，外汇储备全球第一，出口全球第一， 产销全球第一，石油消费全球第二……2012年，中国在许多经济指标上已在全世界“数一数二”！如今的中国已不再是当年那个一穷二白，今天的中国已有条件在继续追求发展速度的同时，把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公平性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从而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增长的目标，这是“十八大”之所以能提出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积极条件。

　　但另一方面，尽快提高居民收入也是我国经济谋求进一步发展的迫切需要。

　　日前公布的“企业经营者年度跟踪调查”结果显示，今年以来，由于欧债危机持续发酵，全球仍深陷金融危机泥潭，美国再推QE3更是让通胀幽灵笼罩全球，使得我国出口需求明显萎缩。在出口额增长幅度大幅下降的同时，企业产品的出口价格也明显下跌。而出口乏力则进一步加剧了我国产能过剩的矛盾。在调查中选择“停产”或“半停产”的企业经营者占23.1%，比2011年上升了5.5个百分点 ，为近3年来的最高值。国内煤炭、钢铁、汽车、服装、电器机械、光伏等诸多行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在这样的国际经济背景下，重走2009年4万亿元天量 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显然已不可行，唯独把希望寄托在国内消费上。

　　然而中国长期以来采取出口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在拉动经济在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相对出口和投资总是“跑得最慢”的，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接近60%降到目前不到40%，可谓“越跑越慢”。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普遍保持在70%以上，历史上也从没有一个国家在消费占GDP比重不到40%的情况下能实现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可见，我国要摆脱对国外市惩投资的依赖，只有靠拉动内需，而内需的真正启动必须依赖于居民收入的节节高升。因此，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也是应对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要求――“老生常谈”已成“当务之急”。

　　硬币的另一面

　　收入倍增只是硬币朝上，人们乐见的一面，硬币朝下的另一面，则是更加艰难的经济结构转型。只有居民收入迅速增长，才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支撑转型升级后的产业发展，也只有经济结构成功转型升级，就业和居民收入才能真正提高，两者乃是一体两面，互为因果。只有形成这种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中国才有能力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反之，如果中国经济依然迷恋在低成本低工资低附加值的低端产业里打转，中国经济总量就无法实现突破和可持续增长，居民收入的增长也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内需乏力又会促使中国企业不得不继续在微利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中求死挣扎，加速实体经济空心化和资产泡沫增长，而地方政府则会上马更多的“铁公鸡”救经济，最后中国很有可能重蹈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和菲律宾等亚洲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经济起飞后，无法改变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结果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打转至今的结局。

　　从历史上各国经验看，一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快速回落甚至停滞时，各种社会矛盾就会丛生，包括物价飞涨、失业增加、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信仰缺失、金融体系崩溃等，这些问题集中爆发最终会引发社会的激烈动荡，后果不堪设想。

　　反之，凡是二战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并逐步发展成“正常的”发达国家的，如日本、韩国 、新加坡等，无一不是依靠执政当局巨大的改革魄力，改革收入分配、提升社会保障、促进产业升级，改变消费结构，在实现较高的社会保障和劳动力价格得到较大幅度提升的环境下，依靠国内消费市场，迎来经济腾飞的新篇章。

　　十八大报告对此非常清醒地指出，到2020年，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有两个必要前提，一是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二是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第一个前提强调收入增长的总量提高来源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第二个前提强调居民收入增长源自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前者强调收入倍增的可持续性；后者强调收入倍增的公平性。可持续的收入倍增必定是公平的，也只有公平合理的收入结构才能支撑可持续的收入增长，两者互为因果，缺一不可。

　　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正是我国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如果到2020年我国实现“双倍增”目标，则意味着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顺利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迈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正所谓不成功，则成仁！收入倍增，正当其时！经济转型，更待何时？

　　收入倍增并非人人翻倍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一个国民的收入都能在10年后倍增。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表示，到2020年实现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双倍增，预示着居民收入比重将因此得到提高，但不等于到2020年每个人都实现收入翻一倍。“倍增”更准确的含义应该是低收入者收入增长得多一些，中等收入者平均增长，高收入者则应增长得慢一些。既增加全体国民的福祉，又能缩小贫富差距，合理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这样才能让全体百姓满意。

　　经过计算我们发现，要实现10年收入翻番，其实难度并不大，我们应对此有信心。真正困难的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使全体国民尤其是中低收入民众真正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盛宴中受惠，这就需要政府从顶层设计出发，进行全方面大规模的改革。面对这场激动人心的牵涉到每一个国民切身利益的收入倍增计划，民众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担心？又有何憧憬呢？专家会提出怎样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政府又有哪些具体的措施可以实现这一目标，而日本当年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经验和教训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呢？本组封面文章将对此一一展开剖析。(理财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