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一带一路”倡议是应对全球化发展新挑战与新困难的一种中国智慧，那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则是中国进入发展新阶段所要面对、且只能靠自己来解决的世界难题。

　　用经济学家贾康的话说就是，“世界的局，中国的坎。”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长期停滞的状态。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已处于国际比较参照系下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同时也处于推进全面改革与全面法治化的“攻坚克难”时期。从这一角度审视，有关“中等收入陷阱”到底是否存在、如何解读与应对，已不再是个可有可无、可早可晚的命题。恰如贾康在其《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书中所言，立足于当下，放眼于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对于艰难转轨、力求在和平发展中崛起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关乎现代化中国梦命运的、必须严肃面对的顶级真问题。

　　笔者完全认同这一判断。对经历黄金发展期又于近年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中国而言，讨论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意义显而易见。不要以为之前三十余年的发展总体不错，今后只要按部就班，就可以自然进入高收入阶段、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事实上，如果不能有效化解矛盾，实现升级换代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大量“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作为前车之鉴在等着我们。

　　贾康先生研究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制度多年，论著颇丰。《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本面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经济学出版物，新近被中宣部、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联合评选为“2016年度中国好书”，显示了社会对其作品价值的高度认可。确实，本书从数据材料的积累到分析论述的逻辑，再到观点立论的提出，无不体现出其数十年的学术功底。书中，作者力求通过生动的案例举证、翔实的数据分析，展示经济发展阶段判断标准基础上的全球经济演进格局，并以长期发展视野为背景来筛选、认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描述其中具有代表性国家的发展轨迹以及跨越陷阱的一些相关指标，从而为中国直面这一真问题而寻求经济学视角的底线标准和可借鉴经验。同样可贵的是，本书也对那些数量更多的、已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进行了介绍，试图以对“前车之鉴”的剖析，为人们提供总结与思路。

　　为了让读者更易理解，作者在书中将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者代表分成两类：一类是通过引领产业革命，而主要依靠技术硬实力和制度软环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英国和美国；另一类则是通过后发“追赶—赶超”综合升级，而度过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日本和韩国。成功者之所以能够成功，可以说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制度环境支撑下，无论通过技术研发还是技术扩散或模仿，最终都达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技术领先水平。这一方面使本国经济腾飞，另一方面也不断从供给侧改变着国人的生活方式。需要注意的是，经历“追赶—赶超”而成功的案例中罕有大国，这些又引发了我们对制度和技术两大成功支撑基点相互关系的思考。作者在考察和描述经济增长实践模型演变的基础上指出，经济增长研究中对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的重视虽已有体现，但两者关系的“黑箱”远未充分打开。制度作为一项人们在不断尝试却尚未成功地作出全方位描述的因素，其与技术并非简单的“鸡生蛋”或“蛋生鸡”的关系，而是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就成功者的经验看，在经济的后发追赶阶段，技术得到外溢性影响而水平不断提升，倒逼制度生成和发展；在赶超实现的阶段上，则往往是制度红利得到更大发挥并扮演关键角色，从而刺激技术自主研发，实现引领。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走到现代化过程的关键性历史时期。《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直面“中等收入陷阱”，应当秉承从追赶到赶超的战略发展大计，寻求在超常规发展中突破天花板的路径与方略。目前，中国已基本走过技术模仿的阶段，赶超阶段制度红利的发挥及其对技术创新激发作用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中国的经济制度变革亟待完成攻坚克难并取得决定性成果。本书为此强调，制度供给是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最可选择的关键一招，以及后来居上的龙头支撑因素；而具有公共品性质的制度，需要政府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来加强其有效供给，达到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的良性组合。制度与行为联通机制的优化再造、经济发展中整个动力体系的转型升级，决定着我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与潜力、活力释放。在优化制度供给的过程中，应当特别注意在和平发展、全球命运共同体式寻求共赢，通过攻坚克难制度改进的成功，来保障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潜力释放，实现实体经济升级版，从而真正以“追赶—赶超”进程，跨越横亘于前的“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坎。

　　这局，这坎，这路。且让我们翻开书页，拭目以待。

(原标题：跨越“陷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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