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一起刑事案件，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经济大环境下的人性悲欢，也将民营实体企业的融资难题以最极端的方式暴露于众。

　　与其把民间金融的崛起看做是一个非正规的“奇迹”，不如把它看做是一个尴尬的成长。当民营企业经营的收益无法涵盖非正规金融的成本时，高歌猛进的故事开始呈现另一种写法，银根断裂、老板跑路、债主跳楼等剧目时常上演。

　　贷款门槛高，资本又会过度关注创新能力弱的地方实体经济。缺乏监管的市场、野蛮生长的行业，傍着地方势力和含混的政治生态，高利贷钻空子抢夺贷款市场易如反掌。资金链一旦出现问题，为了给自己的企业保命，走投无路的企业家只能铤而走险。

　　经济增长放缓，依赖非正规金融机构融资几乎成为民营企业家惟一的出路。他们通过动员基层的政治资源及社会资源来筹资兴业，在此过程中变相衍生了一套效率惊人的私人钱庄、信贷互助组织等非正规金融机制。

　　但这并不意味着民间金融完全在地下和黑箱中操作，地方政府官员的默许乃至“纵容”为民间金融的生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阳光雨露，有些信贷互助组织和平台本身就有着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背书。

　　地方政府对私营经济的倾向性，导致他们对种种与之相伴的“金融危险品”的容忍度升高。以高利贷为代表的民间金融极强的生存和适应能力，暴露出国家调节信贷供应能力的双重局限：既无法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对私营部门进行有效的“输血”，同时也无法阻止私营部门另辟蹊径自我造血或从国家银行体系中“盗血”。

　　此外，全球市场需求放缓、劳工工资及税收等各项支出升高，地方层级的农村和城市信用社改革滞后等问题不容忽视。当资产价格泡沫上涨的势头不再，当产能过剩局面不可持续，当金融部门和实体部门同时启动去杠杆时，深深参与其中的民间资本所遭受的创痛可想而知。

　　对中国制造业本身来说，成本优势已经所剩无几，只能靠产业链聚集和不断提升价值链才能继续玩下去。中国的产品不是都过剩，还有很多适合需求的、适销对路的产品供不应求。关键是要创造出新的、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

　　从外部因素来说，毫不动摇地为实体经济减税降费，持续不断地挤压资产泡沫，合理引导货币预期，有效控制资本脱实向虚已经到了争分夺秒的时刻。只有在去杠杆去产能取得阶段性成果、资产价格泡沫得以消化、实体经济回报率得以恢复，以及新型政商关系得以建立的时候，民间投资及民间融资难题才能真正迎来改观。

　　舆论重压之下，一次案件或许可以改判，但万千面临同样融资难题的企业仍在无数个危险之处等待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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