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高达5000万名财政供养人员(广义口径)，如此庞大的运作，每年需要多少成本？投入产出是否合理？这对中国经济社会无比重要，不过公开信息很少。降低行政成本，是一个路漫漫其修远兮的过程。

　　3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两会闭幕后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表示，力争今年减税降费能够达到万亿元人民币，并形象地称为“拆香火”。——李克强3月4日下午参加全国政协经济、农业界联组讨论时表示：“砍掉审批是削减权力，砍掉行政性事业收费权那是拆香火，难呐！但为了人民的利益，即便壮士断腕也要推动这项改革。”

　　2006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介绍，2006年，我国预算内的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18.73%，远远高出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以及美国的9.9%。此数据所反映的中国行政成本之高令人咋舌。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快有机构据此分类梳理统计，发现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5~2006年，国家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由996.54亿元增加到7571.05亿元，12年间增长了6.6倍；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1995年为14.60%，到2006年上升到18.73%。

　　我国的行政成本到底有多高？是否已经达到合理水平？目前仍然缺乏清晰的数据。中国政府并未公布过行政成本数据，但一般认为，财政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费”(2007年前)或“一般支出”(2007年后)大致等同于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2007年开始，全国财政预算实施了政府收支分类改革，现行预算报告中的“一般公共服务”大致相当于2006年及以前的“行政管理费”，但是又不能完全对应。因为一般公共服务之外，现有的23个支出大类中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保、环保等支出中，仍然含有事务性支出，即行政费用。所以2007年之后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相比之前的行政管理费低了不少。但是在政府结构和效能没有太大变化的前提下，改变统计方法并不会对实际行政成本造成太大影响。

　　如何降低实体经济部门的成本，成为今年两会上很受关注的一个话题，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经济正处于关键的转型阶段，中国企业正处于激烈的竞争环境之下。对一个企业来说，低成本是构成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一。成本的来源有很多种，其中一种是采购政府服务。政府服务质量是否高效、价格是否低廉，直接影响了企业的产品成本，塑造着企业的竞争力，进而影响了整体经济的竞争力。

　　李克强在15日的记者会上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用了很多篇幅也提出了许多措施来强调，要推进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特别是那些名目繁多、企业不堪重负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他还表示，那些名目繁多、企业不堪重负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有的是用来“养人”的，减少收费，那政府就要过紧日子，中央政府要带头，一律减少一般性支出5%以上。万亿元人民币的减税降费，主要部分应该由此而来。

　　中国经济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历史阶段，降低行政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中国经济顺利爬坡意义重大。没有“壮士断腕”的勇气不足以推动改革。去年以来，高层力推供给侧改革，主体内容为“三去一降一补”，“降成本”正是其中之一，近些年简政放权也大有进展，据统计，本届政府精简1/3的行政审批事项的任务已经提前完成，这些都是“拆香火”的历史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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