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我国一些大型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走出去”的时间也比较早，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一方面一些新“走出去”企业还需要重新“试水”，重交学费，这降低了“走出去”的效率，也不利于国家整体利益。

　　多位企业家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企业在“”沿线布局需要注意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沿线的国家(地区)风险、我国企业在海外过度竞争等问题。

　　全国政协常委、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表示，这么多国家，其中一些潜在的战略风险、政治风险总是会有的。此外，还有政府的诚信风险，比如有些政府现在出的文件，过段时间政策可能又变了，文件也就不算数了。

　　他对记者谈到在“走出去”过程中他们也遇到一些困难，“”沿线那么多的国家和地区，它们有不同的法律、语言、习俗和规定，怎么去摸准它们的情况，如何适应、遵守、运用，都带来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如何应对这些困难？南存辉对第一财经称，要针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市场竞争发展需要来做不同的调配。“假如这里有市场，将来发展也不错，国别风险判断分析下来不会太高或者基本可控，会积极努力去争取；而有些地方可能目前条件不大具备，就从做贸易开始，先跟踪观察，一旦情况好转，机会出现了，我们就可以马上跟进。”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广昌表示，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现在也出现了一些反全球化的声音。其中一点是别人感到中国受益更多，另外，很多西方企业没有意识到中国企业有这么快的学习能力和提升能力，短期内变成了它们的竞争者。

　　郭广昌认为，在全球快速发展的情况下，面对多种不确定性，中国企业完全准备好是不现实的，“但我们比西方国家的竞争对手有更快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也是总理说的中国经济很有柔韧性和耐力。”

　　南存辉则表示，在“走出去”方面，不能太着急，太着急的话肯定会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还是要一步步来。

　　要规避上述风险和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五矿董事长何文波对第一财经记者说，目前大企业的引领作用发挥不够。一方面我国一些大型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走出去”的时间也比较早，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一方面一些新“走出去”企业还需要重新“试水”，重交学费，这降低了“走出去”的效率，也不利于国家整体利益。

　　因此，何文波说，建议培育我国金属矿业航母，加强同“一带一路”国家的矿业合作，并发挥产业组织功能，引领我国企业开展同“一带一路”国家的产能合作。

　　他还建议依托大型企业集团的全产业链服务功能，建立政府支持、市场化运作的国际产能合作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从资源获取、项目开发到运营服务的全流程、全周期、一站式服务，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有效落实。

　　“上述建议如果能得到实施，中国五矿都愿意在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何文波说。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鹏欣集团副董事长葛俊杰也建议，“走出去”要从单打独斗到更加抱团，而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推进了一段时间后，企业的投资行为也会更加成熟、更加务实、更加优化，尽量减少并购后协同管控不到位的情况，减少偏离主业的并购。

(原标题：“走出去”有风险 不妨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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