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日报》中央厨房针对治理乱收费做了一期报道，提出推进收费法定的主张。该报道引述权威人士的看法说，“税收法定，收费也应当法定。降费要进一步规范化，该取消的要取消，该保留的也要说明为什么保留。”政府有权不能“任性”，除了税收法定，政府向企业收的每项费用都应该是法定的。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的，政府不能随便收费。

　　从税收法定到收费法定，财政征收行为必须更加规范化、法制化，这是大势所趋。

　　首先应该强调，这里所说的费，主要是行政收费。行政收费指一定行政机关以国家行政管理权，为行政相对人提供一定的公益服务，或授予国家资源和资金的使用权而收取的费用。这样就把收费与水电气暖等费用区分开来，也把收费和税收区分开来。

　　行政收费与税收，都是政府财政征收行为，我们日常用语中往往也是“税费”并举，二者有紧密联系。实际上税和费确实是国家的两个重要来源。当然，由于进入国库的费的数量并不大，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并不高，给人们造成错觉，误以为行政收费对于人们的影响微不足道，实际上，从被征收者的角度说，这些收费给企业和居民仍然造成沉重的负担。

　　税收是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提供和产品而向社会成员强制征收的资源。由于公共服务和产品的典型特点是不可分割，因而不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公共服务在不同受益者身上所耗费的成本，以及受益者所获得的收益，都非常难以准确测量计算，因而无法核定费用。基于这些原因，国家主要采取强制措施向社会成员征税以弥补成本。行政收费与税收的不同之处是，行政机关为行政相对人提供的公益服务是可以分割的，耗费的成本是可以准确测量计算的，因而是可以按照成本收取费用的。这里强调按照成本收取费用，是因为行政管理不是营利行为，所收取的费用只要能够弥补管理成本即可，不能通过管理或服务谋利。如果征收超过成本的费用，就失去了收费的正当性。

　　从理想的角度来说，政府通过具体的服务管理而使行政相对人受益，只要按照管理和服务所耗费的成本定价，那么，由受益者负担费用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在现实生活中却很难做到公平合理。突出的问题在于，行政收费缺乏严格的法律规范，乱象丛生。怎样的情况下可以收费，谁有权力决定税费，行政收费应该怎样定价，完全是由行政部门说了算。而为了征收更多的费用，行政部门自然有强烈的动机扩大收费范围，加重收费额度，甚至巧立名目增加收费项目；不仅如此，行政部门还利用行政权力，打击报复不合作者，迫使行政相对人就范。

　　目前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谁有权力设定行政收费。从目前的情况看，有些收费项目是由法律设定的，但又委托国务院相关部委制定具体办法。由法律规定的收费事项，在行政收费中是属于最规范的，但数量极少。有些收费项目是由国务院或地方行政法规设定，为数也不多。更多的行政收费是由国务院的部门规章或地方政府的规章设定的。而数量最多的行政收费，则是由更低层级的权力机关、政府或政府部门设定的，这样的收费项目各地名称不一，随意性非常大。这些自行设定的收费都是预算外资金，并不进入国库，其数量到底有多大，没有人能够准确说得出。而这正是一些政府和部门热衷于创设收费事项的根本原因。所谓乱收费，主要就是这样的行政收费。

　　行政收费是与公民财产密切相关的一项行政活动(企业财产最终仍然体现为公民财产)，设定行政收费意味着将对相对人的财产进行剥夺，谁有权设定收费项目，谁就有权决定剥夺相对人的财产。所以，从保护企业和居民合法财产不受任意侵蚀和剥夺的原则出发，必须约束和规范行政征收行为，实现收费法定。

　　收费法定，大体上有两种思路可供选择。一种，就像税收法定一样，每项行政收费的设定，必须启动立法程序，由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且不得委托立法。凡是未经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批准的行政收费，都是非法的，都应该被取缔，被抵制。税收是一个税种一个法律，行政收费也应该是一项收费一个法律。当然，从现实情况看，这样的要求可能过于理想。目前来看，由法律设定的行政收费事项，全部是授权国务院相关部委制定具体征收办法。如果每一项行政收费均由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或许是现行立法资源所不能承受的。

　　第二条思路，就是人大常委会尽快制定《行政收费法》，由该法对行政收费的设定、行政收费的具体内容、行政收费设定的具体程序等，作出详尽可操作的规定，严格限定行政收费的设定权限，除了全国人大、国务院和省市区地方人大之外，其他任何组织或机构不得设定行政收费事项。也就是说，除了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省市区人大制定的地方法规之外，其他任何组织均不得制定收费事项。已经存在的应该一律废止，《行政收费法》制定后仍然继续违法设定的，则应该追究相应责任。按照这种思路，收费法定所说的“法”，已经扩展到了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是宽泛意义上的法定。

　　在中国历史上，法律之外不断滋生的政府征收行为，是久治不愈的顽症，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一种办法能真正有效治理这种顽症。这决定了“收费法定”历程的曲折性和漫长性。

(原标题：收费法定可更好保护公民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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