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家乡的记录中，萧条的农村成为很多返乡者笔下的重要意象。作为学者，你怎么看待这些关于萧条的描述？

　　贺雪峰：我看到很多写返乡手记的人说农村萧条，但什么是萧条？今天农村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个“最好”指的是物质生活和基础设施建设。他们所说的“萧条”其实是指进城打工的农村人更多了。但打工其实是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拓宽了他们的就业渠道。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城市化中，必然有大量农民进入城市，所导致的结果一定是农村的空心化，也就是很多人嘴里的“萧条”。这是必然的、普遍的规律。现在的问题不是农村人都进城了，而是对于那些不想进城、不能进城的人，如何保障他们的生活。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第一财经：在一些返乡手记中，我们似乎也能看到某种“个人中心主义”色彩。很多人进城以后，以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乡村，最后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居高临下的、偏颇的。

　　贺雪峰：农村很大，问题也非常多。从这个意义上讲，观察生活、表达自己观察所得的感受，是知识分子的义务。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权利，不同的人看到的东西是不同的，在表达上有所倾向，这是无可厚非的，只要这种表达是真诚的，就没有错。但一个人所看到的不可能是全部，它是局部的、表面的。

　　第二点，因为专业的不同，一些搞中文的同志看待问题会更加感性，在表述上更能把握读者的需要，情感表达上也很准确。不管是黄灯还是王磊光的返乡手记，都是很好的关于农村的观察。我觉得，表达出来都是好事。

　　第一财经：虽然物质生活是整体提高了，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村的社会机构也发生了改变。这催生了很多失范行为，如赌博、高额婚丧费用等等，这些在黄灯等人的笔记中都有详尽描述。今年春节，一些地方出台文件，对酒席的规格进行了限制。你是怎么看的？

　　贺雪峰：从前农村稳定，有坚实的基层社会组织。但是大量农民尤其是农村精英进入城市以后，对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影响。同时，从城市蔓延到农村的消费主义，导致了新的社会分层。男女比例的失衡，导致了光棍问题，也催生了高额彩礼。因为人情往来和攀比之风，一些地方也流行办“无事酒”，就是没有什么由头就办一桌酒席，拿回一点礼金。对于彩礼、酒席的问题，政府不应该出台法律来做硬性规定，但可以出一些文件，做移风易俗的倡导。

　　今天，农民有大量闲暇时间，繁重的体力劳动逐渐远离，而他们的生活习惯却还是维持原来的模式。比如，高油、高盐的饮食，在闲暇时间喝酒赌博。如果把闲暇时间组织起来，农村人的生活相信也会大大改善。

　　第一财经：“贫困的代际传递”是黄灯在她新书中的重要关切。农家子弟若没有能力接受良好教育，是否真的意味着他们的人生会走上“父辈的轮回”？

　　贺雪峰：教育是最基本的能力，没有教育，更谈不上向上流动的机会。这一点确实令人担心：中国城市的教育总体而言是成功的，但农村与城市教育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对农民的向上流动肯定造成了很大障碍。现在，农村很多能力强的人都把孩子送到城里去念书，很多留守儿童就生活在祖父母身边，这些孩子的教育资源是极度缺乏的。

　　每个人回家去，都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这种看法一定与现在农村教育的衰败以及向上流动的机会缺失有关系。孙立平说过一句话：“绝望比贫穷更可怕。”不过，中国农民似乎从来没有绝望过，即便是他们自己无法体面地生活在城市，他们也会不惜一切支持子女接受教育，体面进城。上一代进城农民其实为子女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打下了更好的基础。

(原标题：对乡村需要更理性的评判和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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