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以及企业生产成本很可能会小幅持续上升，短期或许无虞，长期却会对经济和社会生活形成重压，对此需要以未雨绸缪的眼光看待。

　　最新的数据反映出这个趋势：国家统计局于14日发布的2017年1月份全国()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显示，1月我国CPI同比上涨2.5%，前值为2.1%，创近三年以来新高；PPI同比上涨6.9%，这是连续第五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

　　CPI大涨的原因来自三方面：一是受春节效应影响，推动食品和交通旅游价格明显上涨，服务价格环比创有数据以来最高，使得CPI环比增幅较上月扩大；二是低基数效应，今年春节与去年错位，使得同比涨幅进一步扩大；三是和石格上涨，带动汽油、柴油等非食品价格保持上升态势。

　　其中，第三个方面最值得重视，跟PPI上涨也直接相关。PPI数据方面，1月PPI同比上涨6.9%，翘尾因素的影响占6.1%，新增为0.8%。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煤炭开采和洗选、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等上游产业价格同比分别上涨58.5%、38.4%、37.7%、24.4%，涨幅比上月分别扩大38.8、4.4、2.7和7.8个百分点。

　　成本上升可能有趋势性。随着中国经济止跌回暖，国际价格也在止跌回升。上游基础工业品价格上涨传导至中下游行业，推动工业品价格全面上升。这一路径如果持续，显然会对中国经济形成杀伤力。与此同时，国内铁腕治理污染等政策、价格走高等，也在推高企业成本。

　　中国经济当前一大症结在于：虽然中国仍然只是个发展中国家，但却成了高成本社会。近几年，许多人已经感受到我们的某些生活成本已经高到可以跟发达国家一较高下，而企业尤其是制造业部门更是叫苦连天。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三去一降一补”，“降成本”被列入其中。

　　中国社会的高成本需要分类分析。例如，一类是外部成本，例如国际石油价格，对当下的中国来说基本不可控；一类是内部成本，即通过结构调整可以改变的，降成本的突破口显然在于后者。

　　近年来，决策层通过减税、适度降低社保费率等政策手段，谋求降低企业压力，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同时，还有一个不太为人注意的但极为重要的成本，可称之为体制性的或行政扭曲带来的高成本，这是实业成本居高不下、利润惨淡的深层次根源。

　　体制性的高成本遍布企业经营的许多方面，例如：上游能源资源垄断带来的高价格；国企、政府挤占信贷额度导致的融资成本高企；高房价推高了企业人力成本，而高房价背后是地方行政之手(土地、高税费、腐败成本)因素；行政审批的直接成本和时间成本；腐败成本，等等。

　　经济学家周其仁的一项研究发现，体制成本正在重新举头向上，例如，1995~2012年，中国名义增长8.6倍，工资总额增长8.8倍，但与此同时，税收增长16.7倍，政府收入增长18.8倍，社保缴纳增长28.7倍，土地出让金增长64倍。这其中，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幅度与名义GDP十分接近，而政府收入涨幅却高出了数倍。同时，体制成本的重新上升，还包括市场准入的成本，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等。

(原标题：对通胀釜底抽薪 需深层次降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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