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经济下行压力及以5000亿元营业税改增值税减税为主的减税降费政策影响，今年地方财力的变化更为复杂。对比各省份数据可以发现，处在改革前沿的、较早致力于经济转型的省份，(指小口径财政收入数据，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以税收为主，而税收又能直接、真实地反映各地的经济情况，可谓经济的“晴雨表”)已经迎来蓬勃增长，各项经济指标也反映出经济的活力；反之，“吃老本”型的省市却步履艰难。显然，一冷一热，反映的是经济转型的效果，其中也蕴藏着中国经济未来的密码。

　　具体来看，2016年广东与江苏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上的差距正逐步拉开，达到了2269亿元，2015年这一数字为1336亿元。上海则是首次超越山东夺下“探花”，并紧追江苏。

　　多数省份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均未实现两位数增长。山西、黑龙江、新疆出现负增长，其中山西以-5.2%垫底，不仅被贵州反超，对广西也只剩0.72亿元的差距了。

　　从数据来看，广东省可谓巨人起舞。从体量上看，广东不仅在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上在全国居首，反映经济规模的全省生产总值(7.95万亿元)也位居全国首位；从活力上看，广东民间投资增速在全国低迷的大背景下一枝独秀，遥遥领先于全国。从细分产业看，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的动能澎湃：2016年广东汽车产量同比增长76.3%、工业产量增长45.2%；和相关服务业、商务服务业，以及软件和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5.3%、18.3%、19.9%。

　　其背景正如专家所总结的：前些年广东结构问题突出，经过几年改革，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了当地经济和财政收入的增长。

　　上海与广东异曲同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特别是金融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上海市统计局数据显示，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19362.34亿元，增长9.5%。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70.5%，比上年提高2.7个百分点。其中金融业增加值4762.50亿元，增长12.8%。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1618.58亿元，增长15.1%。

　　山西省省长楼阳生作2016年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全省经济虽然呈现低位企稳、稳步向好的态势，但仍没有走出困难时期，多年积累的“一煤独大”结构性矛盾、“一股独大”体制性矛盾、创新不足素质性矛盾远未从根本上解决，企稳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也是相互交织、错综复杂。

　　创新依赖制度环境，就像蜜蜂的生存依赖于优质生态。缺乏规范化法治环境、发达金融市场的地方，创新的火花难以燎原，更无法成长为连片的现代产业。从长期看来，制度软环境是塑造经济形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制度经济学因而称之为“制度资本”——institutionalcapital)，对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中国来说，其重要性超过占有多少自然资源，超过具体的产业政策——实际上山西、东北的自然资源和政策优势绝不亚于广东、上海。中国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经触碰天花板，如何通过改革培育出未来经济活力的源头，这是先进省份财政数据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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