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于1月20日正式开启了“特朗普时代”。就任几个小时后，特朗普就签署命令废除了《平价医疗法案》，废除《北美自贸协定》，推翻《气候行动计划》等等。1月23日，特朗普又作出三个重大决定：退出尚未得到国会批准的TPP，重启北美自贸协定磋商，推出严厉的边境税。特朗普迅速兑现了他竞选时的几个重要承诺，这对于美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茉楠认为，这预示着全球层面将由此引发二战以来一次最为深刻的政治经济结构再造，意味着全球将面临更大的资源要素流动壁垒，更意味着全球将由此进入大动荡、大调整、大变革冲突时期。

　　张茉楠说，“特朗普新政”的核心是以“美国优先”的全球利益再分配，根本是“美国利益优先”，因此无论是就业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能源政策以及外交政策无不与所谓的纠偏“全球化轨道”为出发点。然而，进一步分析来看，“特朗普新政”存在着诸多悖论，对美国经济而言蕴藏着巨大的政策风险。

　　张茉楠是国内研究全球、国际金融、全球价值链与治理、中美经贸战略等学术领域备受好评、最新锐有为的青年学者，她的许多研究成果和重要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宏观部门提供了重要参考，直接或间接转化为国家政策与决策。在其刚刚完成的新书《大变革：全球价值链与下一代贸易治理》中，张茉楠指出，特朗普时代TPP等协定很可能以退为进。她认为，特朗普高调宣布退出TPP，不代表特朗普时代的美国会回到WTO框架内解决问题。特朗普真正的贸易政策方向在于，在当前的贸易框架下为美国进一步争取“更好”的贸易条款。未来美国不排除在追求本土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以特朗普重新定义的方式实施另一种形式的区域贸易协定，或是寻求双边协定的方式，这将使得在特朗普标榜“美国优先”贸易保护主义影响下，在全球贸易萎缩的当下，可能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进一步恶化，导致矛盾更加尖锐，冲突更加激烈。

　　谈到中美关系前景，1月25日，张茉楠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特朗普是带着对“全球化”的“怨恨”和“愤怒”，以反建制的角色上台的，因此，打破既有格局，争取美国利益最大化是他内政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基础。但特朗普本人“重利”，又善于“讨价还价”的风格，也不排除中美在摩擦和冲突之间有“谈判”的空间。另一方面，中国也存在“战略缓冲带”，比如“”， RCEP或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或者中国与许多国家之间的，当然也包括中美、中欧双边BIT谈判。特别是在TPP暂时被废止的背景下，中日韩有没有可能重启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我认为中国是有一些替代的框架来对冲中美的战略冲突与风险的。

　　美国重建贸易框架或比TPP更极端

　　《华夏时报》：从特朗普就任后的表现来看，他似乎真的说到做到，并且立即采取行动。这是否明确标志着贸易保护主义新时代的开始？特朗普未来可能对整个全球经济秩序和全球格局产生重大的不确定性？

　　张茉楠：我同意“特朗普未来可能对整个全球经济秩序和全球格局产生重大的不确定性”这个判断，但我认为他无论产生什么不确定性，可以肯定他跟以往美国总统非常不同的是，他带着明显的反潮流、反主流、反建制的标签。他既带有明显的特朗普个人色彩，也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对现有利益格局不满的人。金融危机十年来出现的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表明全球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英国脱欧、特朗普的上任，实际是把这个趋势更加事实化、显性化、尖锐化，特朗普之所以登上历史舞台，是因为他迎合了美国一部分利益阶层要重新实现以美国权力和美国利益主导的现实诉求。

　　美国优先也好，回归美国本土也好，退出一切多边机制回归双边也好，针对的是现有全球化带来的一个国际经济秩序和利益格局。从全球化产生的背景看，除了技术和产业的变革、全球贸易发展带来的要素自由流动之外，也是对“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一个重建。但美国很多人认为现有的全球化带来的利益格局对美国不公，甚至在利益分配当中，美国没有占据更大的优势，而被像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获取了更多全球化的红利。

　　可见，与其说特朗普反对“全球化”，不如说是反对“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分配”，以及由利益格局而产生的国际秩序，因此，他要打破这种秩序和利益格局。在特朗普的“义利观”里，更多强调“利”的部分，更看重的是全球化能给美国带来什么利益。如果当前全球化不能给美国带来更多利益的话，他就要回归“美国国家利益优先”这样一个政策主张或者这样一个基本逻辑。

　　所以，本质而言，他所谓“回归本土”和“美国利益优先”不能简单理解为完全“闭关锁国”，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孤立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特朗普主义最根本的目标是在新一轮国际秩序或全球化利益格局当中，如何让美国更受益，让美国利益最大化。美国优先实际潜台词是“美国利益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

　　《华夏时报》：如此来看，TPP尽管被否，还会再生？

　　张茉楠：特朗普上任之初就把TPP的议程否了，这可以看做是对奥巴马一个政治和经济遗产的全面否定。但如果整体来看美国这些年来的经济战略、“亚太再平衡”战略，有一个很明显的脉络就是从原来主导全球化转向主导区域化到本土化，从WTO转向TPP再到退出多边机制，实际上是不断地在对二战以来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做出的逐步调整。特朗普的政策主张更可以看做把美国这些年的战略往前更推进一步，就是要对“亚太再平衡”进行的“再平衡”。

　　我们都知道，当初之所以美国加入TPP，除了更高标准的贸易协定之外，也是为了制衡中国、平衡中国的战略利益。从这一点上看，特朗普政策的出发点和美国民主党并没有本质性区别，其实也是为了平衡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美国战略利益受损，力图最大化美国的国际主导权。只不过他采取更加极端的方式，不仅从原来的多边化、全球化走向区域化，甚至把区域化推向本土化和双边化。因此，美国下一步采取的贸易形式或贸易协定形式，有可能TPP的壳没了或者所谓的载体没了，但是它的魂的实质性和本质不会改变，都是为了重建美国的国际主导权和美国国家利益，来平衡中国的利益，来遏制中国的发展或者他所谓的中国的经济扩张和战略扩张。

　　我们曾认为TPP对中国是一个挑战和危险，但是美国未来要重建的秩序和贸易框架，有可能比TPP给中国带来的冲击会更大，而且它不仅仅是对中国的冲击，有可能对全球现在的利益格局和秩序产生更大的动荡。在特朗普“美国利益优先”，以及过于极端和过于理想化、过于矛盾化的政策主张，有可能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冲击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影响，例如，我们甚至不排除美国可能退出包括WTO在内的二战之后全球多边框架。

　　《华夏时报》：你是说特朗普会根据他自己认可的原则来重建世界秩序和贸易框架，但他能做到吗？

　　张茉楠：这就是我们现在所探讨的特朗普政策的一些悖论，包括他未来的一些不确定性。二战后建立的国际治理架构，代表更广泛人民的利益或国家的利益，所以才获得那么多国家、群体和阶层的支持。这说明当时的“三大支柱”的国际治理框架代表未来发展趋势或者符合历史潮流，但美国想靠“美国利益最大化”和“美国利益优先”的方式去重建秩序，首先是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这就注定其政策和战略主张并不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也不会被更多的人所支持，这和“二战”之后所重建的秩序完全不一样，甚至是本质上的不同。

　　“特朗普冲击”将导致全球治理进入“真空期”

　　《华夏时报》：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等全球层面的治理框架会否面临着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

　　张茉楠：特朗普作为一个标志性或作为一个“革命性”人物出现，未来一定会产生全球层面的冲击，我们可以叫做“特朗普冲击”。“特朗普冲击”其实也是由几个层面来体现：一是美国国内层面。特朗普的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是对美国一直以来奉行的“民主、自由”，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那套普世价值和价值观、政策框架的冲击，这种反建制，所以首先是对国内既有的政策、战略或美国国内的民主和政治秩序的冲击；二是国家间层面。特朗普主义会对既有的大国关系，包括像中美、中俄、中欧、美欧、美欧等，包括美国和盟友的大国间利益三角关系的冲击。现在这些国家其实都面临未来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没有一个国家，包括俄罗斯，即便预期跟美国缓和关系，但这实际上也有很大的不可预知性和不确定性；三是全球层面。特朗普主张退出多边，回归双边，包括像联合国，这些既有的多边或者全球层面的治理框架也面临着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

　　因此，在这种不确定性之下，全球治理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一个 “真空期”。毕竟当前的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架构是美国领导力所主导下的格局和架构，现在特朗普把很多责任都抛出去了，不承担责任了，要求各国来承担。这种情况下，其实全球治理就有可能面临领导权的真空期，而且在这样的真空期会集中表现在各方利益冲突和博弈。几十年来，美国在成为全球第一大国的同时也一直是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既享受领导权、主导权所带来的利益，实际也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全球化主导权的责任和分担了成本，比如在军事安全保护、提供公共产品、反对恐怖袭击，其实美国都是引领者或者规则的制定者，尤其是规则的制定者。现在特朗普内政外交显示他不希望美国为此承担一切责任、成本也不负担了，要求美国利益最大化。这种情况下，到底谁来承担公共产品的成本？如果谁都不承担成本，而是都去追逐本国利益最大化，就有可能产生“公地悲剧”，也就意味着全球层面可能出现“利益最小化、风险最大化”的局面。当每个人都要利益最大化，风险一定是最大化，因为风险没有人承担了，成本没有人承担了，这种情况下，全球治理的真空期其实也是全球风险和全球冲突的爆发期和矛盾冲突的爆发期。尽管有很多不确定性，但这点是必然的，是确认的——就是全球治理的真空期。“特朗普冲击”直接带来的是全球治理的真空期和全球风险冲突的高发期，和矛盾的叠加期，那些很多原本我们认为是“黑天鹅”的事件有可能就变成“白天鹅”事件了。

　　美货币政策将引发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

　　《华夏时报》：就具体政策而言，特朗普调整税制之后，美国货币政策可能会发生什么变化？

　　张茉楠：特朗普的很多理念、主张或是战略，最后一定要体现在政策和行动上。但他的政策框架里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更确切地说是“政策悖论”。同时，在未来政策执行或实现过程当中也面临着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这不仅仅取决于特朗普的主观意愿，更多取决于客观的现实和其他国家的战略博弈。所以从他的政策本身看，其不确定性有很大层面表现在政策的矛盾化、极端化、理想化，甚至是冲突化方面，这些特征主要还是体现在他的经济政策上。

　　举例来看，一方面，特朗普要实施大规模减税，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这实际上是典型经济刺激和财政扩张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在美联储主张货币收紧，保持强势美元的背景下，这种政策冲突性是非常显著的，未来这将导致美务的急剧飙升。

　　根据美国智库——美国税收政策研究中心的一项评估，如果按照特朗普这样一个大规模减税的政策节奏，未来十年加上利息成本，美国的联邦债务有可能飙升7.2万亿美元。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实际上现在联邦债务已经占到的105%，未来十年有可能又增加7.2万亿的债务水平。

　　另一方面，美元升值，包括其他国家推动贸易结构调整，意味着由于全球失衡所衍生出来的全球顺差越来越少，美国制造业回归实际上要拿别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德国这些国家贸易顺差放到美国的口袋里，这也间接实现了“全球经济再平衡”，顺差国的顺差越来越少，逆差国家的逆差也在减小，意味着美国逆差输出美元资本，顺差国产生的商品美元会大为减少，比如中国顺差所带来商品美元可能就会减少，像德国的商品美元也会减少。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全球经济再平衡和外部需求萎缩，新兴经济体贸易盈余减少，对GDP比例将至2%左右，大幅低于危机前历史均值的5%左右，未来全球外汇储备还会进一步减少，再加上美元升息，美元强势，未来有可能导致全球美元真实成本的上升，美国债上升，这直接导致的就是美国债务成本的进一步上升，可能加剧美国债务恶化风险，最后有可能触发临界点，产生全球重大债务风险。因为美国是全球债务风险的出口，是全球最大的债务国。次贷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债务出现问题，只不过是私人部门债务出现问题，一旦美国政府部门和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家层面债务出现问题，那么全球都会引发系统性的经济和金融风险，所以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层面。

　　再有一点，强势美元和弱势美元也是一个矛盾的地方，一方面要货币收紧，要美元强势，另一方面要美国回归制造业，要把所有的就业都拉回美国，但是强势美元是不利于美元出口的，这一点来讲是非常大的政策悖论，所以是不可能实现的。

　　《华夏时报》：特朗普的智囊班子，包括他的金融政策智囊班子，对这个问题不是应该有所分析和认识吗，何况特朗普并不能直接干预美联储的政策？

　　张茉楠：我们现在就看到耶伦已经跟特朗普产生政策分歧了，包括他说如果一旦美国搞大规模刺激的话，美国有可能在未来连续加息，甚至是多次加息，想对冲这种大规模刺激所带来通胀的风险。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非常担心美国是不是会发生上世纪“二战”之前所谓的滞胀年代。为什么爆发“二战”，是因为跟当时全球滞胀有非常大的关系，因此就通过战争来转化矛盾的出口，一旦美国经济政策、特朗普政策在经济层面上实现不了，会不会再次转嫁危机，甚至是通过局部战争转嫁危机的方式来转嫁他自己的矛盾？我们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

(原标题：学者张茉楠：中国可以有替代框架对冲美国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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