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新供给改革”成了舆论关注的热点，也存在不同的理解和争论。不少民间观点强调这个改革意味着放弃传统的总需求管理，一些专家在强调所谓“新供给改革”，但从官方公布的各种资料来看，高频词汇却是“供给侧改革”。

　　官方并没有单方面强调“供给”和“新”，而是着重强调需求和供给并重。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也是强调：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

　　就传统意义上而言，单纯强调和推进学者们主张的供应方改革实际上会带来严重的休克疗法效果，即通缩压力，而不改革则会出现潜在成长力的不断下降。那么，中国供给方改革具体而言究竟是改什么呢？最近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的解释是目前最为清晰的：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各种税费、融资成本、社会保障成本等。这有利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改善供给结构，最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综合这些公式说法，我们可以梳理出这次改革的路径和背景其实重点在于：提升效率。

　　从日本的教训来看，泡沫经济后数十次所谓结构改革法案出台，其内容而言无一不是重视供给方利益的，但留给世人的教训却从来都是：凯恩斯主义的失败，即刺激总需求的经济政策是无效的。抛开这些政策是否真的是凯恩斯当年强调的有效需求论所期待的不谈，过去强调总需求刺激的各种做法的确没有给日本经济带来转折，但是重要的也是最不被人重视的一个事实却是，竹中平藏等学者推动的所谓小泉改革和安倍经济学等所谓供给学派思想在日本没有取到任何实质性疗效。单纯非黑即白的学术路线争论在日本的实验不过是浪费了20多年的光阴。

　　在近年也遇到的瓶颈，既有制度性的原因，也有经济成长模式的阶段性特征，但毫无疑问，其本质是潜在增长力的释放受到了抑制。现在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的确认束缚生产力的要素是什么，如何去改善并解放生产力。制度性非效率增加了供给方(企业)的负担，更广泛的说也是社会效率低下的原因，也是浪费总需求刺激政策提供的社会资源的一个侧面。改善政府部门对全社会经济活动的服务水平，不但是国企效率化改革，也是民企活性化必不可少的步骤。从这个角度而言，此次改革方向的明确化的确是有的放矢，值得欢迎。

　　需要注意的是，传统的需求刺激政策和所谓的供给方改革在本质上都是以直接刺激企业收入出发的。效率化可以节约社会成本，但是否最终能达成促进有效需求的扩张，形成良好的经济循环是另外一回事。长期而言真正的有效需求，最终来自于居民收入增长的预期。中国经济的长治久安更需要的是实现健全的居民消费体系，这已经不仅仅是因为供给方无法满足消费需求那么简单的问题，能综合解答这个改革课题的改革才能称得上“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