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气候大会大幕拉开，全球约150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参加，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大国元首在11月中旬的G20峰会之后再次聚首，就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展开商讨。本次大会预期将完成谈判，建立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2020年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机制。

　　2009年的哥本哈根峰会规模与此次峰会接近，但可惜未能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也未能就2012年后的减排指标做出安排。当时的主要问题今天犹在，其中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责任和义务的认知有较大差异。近二十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成长，同时在全球分工格局中积聚了较高排放的产业，这些产业在20世纪前期和中期曾是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这一历史变化引发分歧，发达国家相对强调根据当前各国排放的状况来确定各自责任，发展中国家则相对强调气候变化问题主要由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造成，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和义务有所区别，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能力也不同。

　　但人们希望巴黎峰会会有所突破。此次峰会的基础比哥本哈根峰会要坚实不少。其一，近年来与会国家大都根据自身情况提出了具体的减排目标，诸多国家对国际社会已有承诺或准备做出新的承诺。其二，哥本哈根峰会之后，主要国家持续就气候问题进行双边或多边协商，并陆续达成了一系列双边或多边协议。以中国为例，在过去两三年间与美国、法国、英国、欧盟以及其他发布了多份《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这些局部的持续推进，是此次峰会有所突破的基础所在。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长期的局部推进，一百六十余个参会国家能够通过两三次全球气候峰会形成“顶层设计”。哥本哈根峰会之后的一个重要变化和进步在于，将注意力从全球“顶层设计”转移到更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工作，积少成多，在多层次的局部对话中扩大共识。近年来，外交家与气候领域的专家们，日益重视通过不断“添砖”、多国组成“气候俱乐部”等自下而上的机制，来协调不同国家的环境变化政策。

　　这一经验对于应对气候问题的思路而言，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就一国尤其是幅员广阔的国家而言，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情况往往存在巨大差异，很难一概而论，这一基本状况要求国与国在谈判的时候，应自觉尊重对方国家的内部复杂性，避免因为坚持笼统的要求(例如所谓“泛总量控制”)而令谈判陷入僵局，需要做更为细致和全面的沟通。

　　基于这类经验，有主张实验主义的学者如查尔斯・萨贝尔最近指出，也可以将重点放在联合国行动以外，着重于哪些国家能够成为环境治理行动的领导者。那些视其行动为他国榜样、不害怕被审查并且确实希望从审查中得到学习经验的国家(以及工业或农业)，会自愿加入更加广泛的同行评议和积极的实验主义治理学习。这种以局部推进带动全局进展，或许可以为全球峰会的成功提供更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