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能否取得成功，是中国经济能否持续稳健发展，能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中国梦奠定物质基础的关键，是人类经济史上的一次伟大创举和崭新实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来看，中国经济转型尽管跟发达国家和部分中等收入国家已经经历的特定发展阶段有相通和相近之处，体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更多体现其自身特色。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国情、世界经济发展环境和发展目标，跟已经经历过这个特定阶段的相关国家差别甚大，缺乏完整的、成熟的历史经验和国别经验可以借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是作为一次崭新的伟大历史实践，中国经济转型中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仍然缺乏直接的理论指导。

　　党的十八大以及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报告，作为指导我国经济转型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已经对我国如何通过全面系统改革来促进经济转型作出了全面部署，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长期的指导意义。但是纲领性文件并不能替代对重大问题的理论研究。我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仍然会遇到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需要观点上的讨论、逻辑上的梳理，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经济学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统一起来，形成中国经济转型的系统理论体系；同时中国经济转型实践也将进一步丰富上述各领域的理论，引导理论创新。

　　当前，各级政府在指导经济转型实践和设计改革政策的时候，深感理论准备的不足，方向感不强，跟着文件走，缺乏改革和创新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一些领域在创新和改革的制度设计上，简单照搬了西方的理论和模式，甚至酿成了局部性金融动荡。理论修养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修养，有对重大问题的理论研究和观点争议，并在此基础上统一思想，才是真正的“合而不同”，才能针对各地区、各领域的实践情况，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制定出有针对性、有差别性，又有着共同目标的改革政策和制度设计，指导好中国经济转型的伟大实践。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经济研究界最关注的核心研究领域，出现了一大批研究传统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以及各领域改革的专著和论文，也成就了一大批新生代经济学家。单是价格体制领域的改革，就出现了几十本有分量的专著。然而，针对当前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以及适应经济转型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和设计等领域的研究，相关的研究专著并不多，有分量的学术研究就更少了。中国有着庞大的经济学研究和教学队伍，有着相当数量的政府性智囊研究组织和分布在企业的民间研究力量，目前亟待组织起来，加强对中国经济转型重大理论的研究，为各级政府指导经济转型、制定方针政策提供理论支撑。为此，我们建议：

　　第一，由中宣部或国务院指定的相关部门牵头，组织中国经济转型重大理论问题的专题讨论，结合当前经济转型和改革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梳理出对指导经济转型和改革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

　　第二，采取政府组织和民间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按照经济转型重大理论问题的分类，组织专题研究。政府组织的，实行首席经济学家负责制，由各专题的首席经济学家，按照理论研究的需要，打破机构和部门界限，组织力量开展专题研究。动员全社会经济研究力量，积极开展研究。按照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分类，设立奖励基金会，从民间筹集资金，奖励对中国经济转型重大理论问题研究中的优秀研究成果和个人。

　　第三，在全国开展中国经济转型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动员各级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参与研究和讨论，将理论研究和学习、贯彻落实中央文件和分析研究地方经济在转型中的具体问题充分结合起来，提高理论修养，加深对经济转型的理解，提高制定政策的针对性。

　　第四，动员各民主党派和各群众团体，以及海外关注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的研究力量，共同参与对中国经济转型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重奖卓越的研究成果。提高全社会各阶层以及世界各国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关注，更广泛地汲取国内外研究成果，加强海内外各阶层对中国经济转型的理解和支持。

　　第五，当前集中对以下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研究：

　　一是，在经济转型阶段如何处理好内需和外需的关系？在人均国民收入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时候如何继续保持贸易的高增长？中国未来的综合贸易比较优势究竟是什么？如何从贸易理论上去理解“”的战略意义？

　　二是，在经济转型阶段如何处理好消费服务和投资的关系？经济转型是否意味着必须以消费和服务为核心增长动力？以消费和服务为核心的增长动力能否保持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

　　三是，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在经济赶超阶段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中国地方政府不仅仅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并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地方经济的核心发动机，也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重要投资者。这种成功实践对发展经济学理论有哪些创新作用？中国地方政府是否到了应该放弃作为基础设施投资主体和作为地方经济主要推动者的功能？

　　四是，经济转型期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应该如何结合？如何评价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效用？发展中国家从金融深化到金融自由化，再到金融国际化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律？经济转型期的潜在金融风险是什么？如何防范和化解？

　　五是，经济转型和企业微观制度转型究竟是什么关系？中国目前以国有企业和家族型中小企业为主体，是否合理？如何推动国有企业和中小家族性私有企业社会化？经济转型是否导致企业投资偏好的持续下降？

　　六是，经济转型期如何处理好效率和公平、效率和环境的关系？经济转型和农村城市化是什么关系？两者之间该如何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