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设计需完善
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要解决吃饭问题,土地资源和生态保护就应当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当前土地退化和污染、土壤盐渍化、山地和草原退化的挑战之下,中国的土地制度设计和管理需要提速。
首先是土地退化严重。土地退化有自然的原因,与荒漠化和全球变暖有关系,但更多的土地退化原因是人类的活动,与经济和社会有密切的关系,比如采矿污染、耕地肥力、人口增加等。一位在内蒙古从事土壤盐渍化治理的朋友告诉笔者,华北平原近年来的地下水下降太严重,这种状况需要得到遏制。
由于地下水下降严重,粮食主产区华北平原现在形成了超过4万平方公里的地下漏斗。如今,东北地区生产粮食的代价很高,生产一公斤的大米需要一公斤的水。现在包括宁夏和新疆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都变成主产区。由于价格低,不愿意种,农业的空间就小了很多,因此,建设和粮食安全的用地需求冲突非常尖锐。
其次是城市建设吞噬农业用地。从环渤海地区的北京、天津,到长三角地区的上海、苏州,再到中部地区的长沙、武汉、南昌,以及西部的成都、重庆,城市建设的规模发展非常快,而且成倍增加。如何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维护粮食安全,显得尤为迫切。
我们看到,在农地转为城市用地的过程中,不仅表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严重,而且还存在寻租空间和土地腐败问题。
这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土地产权问题。北京大学瑞意高等研究所首席科学家蔡运龙教授日前称,“凡是财产也好,资源也好,如果产权不清晰会导致它的退化,土地退化也跟产权有直接关系。”他呼吁现有的土地管理制度需尽快设计和完善。
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国土资源部提出几个底线不能突破,包括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不能突破,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能突破。
但是,我国的土地管理制度包括入口管制、土地征收、土地有偿使用等这些土地管理制度没有为分配不均、土地退化找到好的解决办法。加之新“三农”问题的出现,更多的农民离乡进城务工,农村面临农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问题,在这个18亿亩耕地红线上还有多少可用来作为建设用地?
国土资源部强调占补平衡,但中国现在大部分地区是做不到的。以前国土部门只强调耕地面积,但有时更重要的是土地质量和土地生产力。北大瑞意高等研究所提出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的概念,是耕地保护的底线和调控指标。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要满足一个人的粮食需求需要多少耕地,取决于粮食自给率和人群需求量及生产率。耕地的质量可能对满足粮食安全来说比面积起到的作用更大。而耕地压力指数是指现在有多少耕地,需要多少耕地,这两者之间的比较。
从目前的现状看,中国在基本满足城市化、工业化、生态退耕需求的同时,粮食安全状况没有恶化,反而有所改善,主要得益于耕地生产力的提高。现在国土部门开始重视质量和面积共同推进。
有观点认为,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在于提高农业土地生产力,提高农民改良土地的积极性,加强对农业的投入和补贴,更重点的是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权能。然而,现在的农村土地只有使用权,不利于从长远的利益出发来改善土地生产力。
与此同时,我们在认知上也存在差异。北京市最近几年在平原地区造林,试图改善周边的环境问题。有学者质疑:在平原地区占用大量优质耕地造林,到底生态效益从何体现?实际上耕地有时也能达到改善环境的功能,而且在平原地区造林很多的话,反可能导致地下水或地表径流恶化。政府在决策时更要注重科学理念。
学界建议重建土地价值,以前对耕地的价值只看见经济产出价值,没有看到生态平衡价值,应重新建立一个土地资源的评估体系。中央也提出给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并且重视生态保护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要保护土地,首先要保护农民的权益,尽快完善和设计土地制度,并开拓国际土地资源,这关系到中国的生存之本和未来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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