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十八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一些市场人士认为，这是中国从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的一个信号。

　　转向供给侧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这是因为，中国目前的问题在于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扩大需求的办法刺激经济。但是这一办法多有弊端，比如出现债务率过高、产能过剩、通货膨胀等问题，美国上世纪出现的“滞胀”就是长期刺激的最终产物。目前，中国还没有到“滞胀”的程度，但也无法继续通过刺激需求实现可持续的健康增长。

　　在供给侧实行什么样的改革政策至关重要。美国里根时代的做法是，削减财政开支，特别是福利开支；大规模减税；放松政府对市场与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的增长，抑制通货膨胀等。

　　中国与滞胀期间的美国不同在于，情况更为复杂，属于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同时出现。因此，不仅要消化前期刺激出现的“后凯恩斯症状”，还要进行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同时要提防增速换挡期间过快下滑。

　　考虑到消化“凯恩斯主义”带来的问题以及结构调整双重任务，中国进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更加迫切和重要。事实上，中国一直推动的转型升级与技术创新就是希望提高供给侧的竞争力与创造力，满足市场消费升级的需求。不过目前大家关注的主要是短期内如何走出困境与维持增长的问题，一种比较主流的观点是减税。

　　企业的税负成本的确较高，尤其是最近几年取消了税收优惠政策之后，实际税负出现上涨。但是，减税目前只能减少企业利润下行与成本上升带来的痛苦，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还不能起到刺激设备投资的作用。因此，减税(不是说不应该减)不如直接淘汰“僵尸企业”的作用大，腾出产能空间，有助于优质企业改善经营情况。但是，这会带来失业率上升以及坏账等问题，考虑到他们多数为地方国有企业，谁来承担这个后果可能是一个长期扯皮的事情。

　　事实上，里根时代削减财政支出的前提是美国福利支出过高，但中国当前还需要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应对工资财政的刚性上涨，很难说有大幅减税的意愿以让利于企业，尤其是在土地财政减少与债务负担过重的背景下。应当说，单纯的减税不如进行税制改革，重新厘定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推动增值税改革，征缴资源税、遗产税等。

　　中国在供给侧的改革应该着眼于放松政府管制与干预，鼓励企业创新以及重组。但是，这并非仅仅靠改变某些经济政策就能实现，而是全面地改革，改变政府的行为习惯，改变国人的思维方式，遵守法治，公平竞争，勇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