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主席提出一个新的发展理念――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主张各国公平、共同发展。中国不单是倡导者，而且身体力行。”中国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周小明公参9月28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说，“这次习主席有几个倡议，包括成立南南合作研究基金，成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就真正是在帮助其它国家，并非光说不练。”

　　针对习近平主席在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发言中所阐释的主张，周小明特别强调中国是“身体力行”。因为之前很多发达国家提出了不少承诺，比如，在绿色气候基金上，在转让气候友好型技术方面，等等，但很多是“口惠而实不至”。

　　中国不单倡导而且身体力行

　　《21世纪》：习主席在联大发展峰会上发言提到，2015年后发展议程是一份高标准的任务单，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书。您认为应该怎么理解中国在其中将承担的角色？

　　周小明：首先，中国还会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今后5年，以6%-7%的速度增长，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能够达到1/4至1/3.2008年到现在，中国对世界增长的贡献大概是1/3强，今后几年，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会保持这个份额，中国仍将继续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其次，中国是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领跑者，中国自身目标的实现就是对全球发展目标实现的重大贡献。为什么这样说？按照联合国制订的极端贫困标准(一天低于1.5美元计算)，全世界目前有12亿人口处于极端贫困状态，其中中国就有近2亿，占到13%，中国的目标是在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这些人都要脱贫，中国消灭贫困，这个比例的全球脱贫目标就完成了。

　　第三，中国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和积极实践者，是南南合作的积极推动者。

　　2015年后发展议程不但有经济目标，也有社会、环境等目标，以中国现在的碳排放总量来看，中国碳排放的减少对全球总体目标的实现将起很大作用，中国计划2017年开始在全国实行碳交易计划，外界反应挺振奋，因为如果中国自身目标不能实现，全球目标就可能落空。

　　这次习主席提出一个新的发展理念――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主张各国公平、共同发展，中国不单是倡导者，而且身体力行，这次习主席有几个倡议，包括成立南南合作研究基金，成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就真正是在帮助其它国家，并非光说不练。

　　中国也积极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权和发言权等，中国积极参与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SDG)的制定，在其中也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SDG有17项重要目标，跟以前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千年发展目标(NDG)有所不同，这个是全球性的，做得比较彻底，比如消除贫困，到2030年全部消灭贫困，中国把NDG纳入了我们的发展规划，SDG估计也会纳入发展规划。

　　全球治理结构改革仍十分艰难

　　《21世纪》：在你看来，2008年这轮金融危机发展至今，是否已对国际秩序和格局带来了不可逆转的质的改变？

　　周小明：这些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确实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出现了南升北降、东升西降的趋势。首先，发展中国家在全球GDP所占比重在20年里提高了20个百分点，到2013年提高到38.9%。

　　第二，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有所提升，有更多的声音。传统发达国家垄断全球治理的局面开始有所转变。但总体上南北失衡还是非常严重，这是当前全球格局演变过程中最突出的矛盾之一。

　　不过，这些年发展中国家经济虽然有了很大发展，比重在增加，但就人均来说，现在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只有发达国家的1/8左右。

　　在规则制订方面，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优势，在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中占据主导甚至支配地位。这些年来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对世界的影响力在迅速提升，但西方国家主导规则制定的局面并没有得到相应调整。

　　目前，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的地位有所提升，主要体现在G20，G20已经成为大国交流和协调的新平台，但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没有放弃维护自身的规则制订主导权的努力。

　　全球治理结构改革仍然十分艰难，比如2010年，IMF通过了份额和投票权改革方式，要增加中国、印度这些新兴经济体在IMF中的份额和投票权，这个方案到现在因为美国国会没有批准还未能实施。

　　不单如此，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在他们主导的一些多边区域贸易安排中，试图引入所谓竞争中性、劳动标准、国有企业等新规则，这种标准的提高是跳高式的大提高，发展中国家更难达到要求，将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发达国家很多方面“口惠而实不至”

　　《21世纪》：中国在全球发展和治理等重大问题上的主张，与欧美存在哪些分歧？习主席讲到发达国家应该及时兑现承诺、履行义务，是指什么？

　　周小明：分歧主要是在发展和治理议题上。

　　习主席在峰会上提出，国与国之间，都有作为全球发展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的权利，倡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倡合作共赢，要多考虑对方的利益。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在推动几个东西：我们主张大家的东西大家参与，不能一两个国家或集团垄断。

　　习主席讲到发达国家应该及时兑现承诺、履行义务，应该是指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官方发展援助，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个决议，要求发达国家援助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要达到的0.7%。40多年过去了，现在真正达到这个标准的只有北欧各国、英国等不超过十个国家，整个OECD国家官方发展援助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39%，美国更低。

　　这种“口惠而实不至”还体现在许多地方。比如，绿色气候基金，发达国家承诺要在2010年到2012年，每年筹集资金300亿美元，2013年至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际筹集情况差远了。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达国家还承诺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气候友好型技术，但是在要求符合商业原则的前提下，也做得比较差。

　　多哈回合谈判，这一轮是2010年开始的，当初说要给发展中国家真正带来好处，所以也被称为是“发展回合谈判”，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抱怨，很失望，没有真正做到这些。

　　全球发展的主要挑战

　　《21世纪》：就目前而言，全球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和最突出的矛盾有哪些？

　　周小明：现在全球经济亚健康，经济增长乏力，需求不足，增长源和投资点都匮乏。以美国公司资产负债表来看，闲置资金高达2万亿美元，说明需求不足，信心不足，一有风吹草动就引起金融市场异常波动。

　　此外，各国经济结构改革任务还很艰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这种情况，商品价格大跌，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引发市场动荡，新兴市场国家进入了2008年以来经济发展最困难的时期。一些国家出现了经常性项目和资本项目双赤字，一些国家股市、汇市出现双降，资金出逃，企业外币债券违约风险大大增加。不单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是如此。欧盟区域经济虽然有所进步，整体看还是萎靡不振，属于大病初愈状态。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外部环境目前不太有利。

　　很多中国的战略政策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催化剂，比如“ ”――不但支持相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也将为企业创造巨大的全球性合作机会。“一带一路”提出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已经在国际上产生很大影响，包括跟欧盟等几个大的经济计划对接。

　　《21世纪》：对于各国加强政策协调避免负面溢出效应，中国有哪些建议？

　　周小明：各国加强政策协调避免负面溢出效应，我们有两条主张，一是加强20国集团在全球政策协调方面的作用。20国集团代表性比较强，GDP总量占到全球的85%，贸易总量占到80%，人口占到2/3.

　　二是加强国际政策协调，包括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深化国际税务合作，加强对国际金融机构的治理，加速世贸多哈回合谈判，气候变化等等，呼吁主要发达国家注意自身政策的溢出效应。比如美国的货币政策调整，它的影响是全球性的。

　　不能老拿过去的方式衡量中国经济

　　《21世纪》：外部世界目前都在担心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由此带来的溢出效应，中国如何给全世界一颗“定心丸”？

　　周小明：事实胜于雄辩，最后要说服国际社会，恐怕要到明年年初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出来，比较有说服力。

　　上周FT有篇文章，说中国可能数据虚高，有水分，实际增长只有4%-5%。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历来有争议，西方总有人打问号，中国这些年就是在这种唱衰的杂音中发展起来的。不少人有政治偏见，总觉得中国经济早晚要崩溃，他们是结论先行。要真正说服世人，只有真正把经济搞好。

　　其次，在对外传播介绍方面，恐怕也要进一步改善。现在我们的数据(，系宏观经济监测重要指标)不太好看，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在经济转型的现状――实际上转型是向好的方面，第三产业起来了，第三产业的特点是能耗、材耗少，今年头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比重超过50%，说明中国经济正在由工业主导向服务型主导转型，产业结构在优化，转型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我们需要把这些跟外界说清楚。

　　有个数字我印象很深，上半年中国新增就业700万人，我们全年的目标是1000万，如果经济不好，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新增就业岗位？

　　我觉得“新常态”是这个新常态。中国经济转型具有这些新特点，不能老拿过去的方式衡量中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