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中国通”沈大伟在《外交事务》杂志7~8月号发表了《中国软实力攻势――寻求尊重》一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研究动态》翻译成中文，这是他继《中国即将崩溃》后又一涉及中国的文章。在后者中，沈阐述了他转向的原因，并对中国作出了悲观的、有些耸人听闻的预测。而在该文中，沈认为，虽然中国近年在国际上发起了一轮软实力攻势，可收效甚微，他的结论是：中国的软实力攻势不能一厢情愿。

　　沈大伟的看法值得中国有关方面思索，但文章的基调则是对中国的“软实力攻势”――中国的对外宣传―― 持否定态度。虽然沈文没有明确说这一点，可从其字里行间能够见出。

　　沈大伟对中国外宣存在的偏见，至少在两个地方表现出来。一是如中文编者或译者所言，沈并未将中国正常开展的公共外交、国际间合作与政治外宣加以必要区分；二是沈对中国的外宣作了过于意识形态化的诠释。前者如用不同口径衡量两国外宣(公共外交)投入。沈大伟引用分析人士的话说，中国的“外宣”年度预算接近100亿美元，而美国国务院2014财年在公共外交方面的开支为6.06亿美元，两者相差15倍，从常识来看，显然是一个不恰当的对比。首先，沈大伟文所指的中国“外宣”范围要大于美国的公共外交，其次，6.06亿美元仅仅指的是美国务院的公共外交，而美国从事公共外交的部门肯定不只国务院。另外，沈大伟文中也把教育、政府主场外交、政府主持的交流项目都一并混同于政治外宣，对号称“中国通”的沈大伟来说，不该出现这样的问题。

　　不过，更应引起关注的是沈大伟对中国软实力攻势存在偏见，不能从客观中立的立场去评价。客观地说，每个国家的公共外交多少都带有意识形态的成分，这一点无须否认，比如美国自己的公共外交，其最终目的是要传播美国价值观，向外输出民主。沈大伟的问题在于，把中国正常开展的公共外交、国际间合作与政治外宣混同一起，认为都是服从意识形态的需要。这就使得沈大伟夸大了中国外宣的意识形态功能。在这里，沈大伟没有对一个国家特别是崛起大国寻求话语权和国际社会认可与尊重的正常需求，与有意识推广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进行区分，尽管沈大伟文章的标题提到了这点――“寻求尊重”。

　　如果说，中国近年在国际上发起了软实力攻势，那么，应是基于以下几点考量：其一，希望自己的发展经验能够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效仿，解决发展道路的问题，也即以中国模式来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至少在发展经济上的优越性。可是，即便如此，也很难说中国政府有意识地向外输出中国模式，并以此挑战美国的意识形态。因为人们从未看到，中国领导人在向外介绍中国的发展经验时，使用过“中国模式”一词，这一词汇更多是经济学界和战略学界的学者们在使用，最早把中国的发展经验称之为“北京共识”，并用来和“华盛顿共识”做对比的，还是美国的学者。

　　当然，即便没使用“中国模式”一词，并不表明中国不希望扩大中国发展道路的影响力。从大国崛起的经验看，一个国家发展后，特别是在成为世界大国后，都希望自己的发展经验能够适用其他国家，从而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可以说，有这种想法很正常。

　　其二，是沈大伟提到的“寻求尊重”，因为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硬实力的作用已经体现出来了，但文化软实力还是软肋，中国真实的国际地位并没有得到和经济一样的同比例提高，所以加强软实力建设有助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可，提高中国的话语权。

　　任何一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都希望其他国家的人民和政府能够理解自己的历史文化、价值形态、社会制度和政治体系，这是最低限度的目标，理解才能避免冲突，和谐共处，在这一基础上，若本国的文化、生活、价值观乃至政治制度对其他国家的人民有吸引力，这就是一个软实力发挥影响的过程。但这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和资源去推广。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这一点无论是软实力概念的发明者约瑟夫・奈，还是沈大伟本人都承认。然而，在过去很长时期内，由于贫困和封闭，中国不可能投入大量资源传播和推广中国文化，即使想这么做条件也不允许。改革开放后，中国在一段时期里埋头搞建设，不注重也没有多余的力量去进行大外宣，这种情况直到最近十多年来才有所改变。由于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的硬实力在世界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在软实力方面，则落后很多，其他国家人民对中国也缺乏足够了解，对中国的印象甚至还停留在改革前或改革初期。没有了解就谈不上理解，更会导致误解。所以，中国要赢得大国地位，得到国际社会尊重，在有了硬实力后，就需要软实力跟上来，让其他国家人民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国今日的现状有所了解和理解，乃至能够欣赏和认可，改变他们对中国的陈旧认知，这就提出了一个软实力建设和传播问题。

　　毋庸讳言，中国对软实力建设有着自己的理解，把它看成一种宣传，所以定义为大外宣，然而，不能由此证明中国向世界推广和传播自己的软实力的意图和目的也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