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陈小慧

　　成为大国金融，就是要成为规则的制定者，而不是跟随者。中国所要构建的大国金融，既要有高效而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又要有良好的风险分散机制，同时必须是开放的、国际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需要构建的大国金融是一种以市场为主导的现代金融结构。

　　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中国的金融业规模迅速增长，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大国。但是，仅仅成为金融大国离满足我国大国经济的发展要求还相差很远，只有构建大国金融，才能与大国经济相匹配，才能适应其发展。2009年，国务院正式提出“到2020年要把上海建设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一目标，上海成为全球新的金融中心已成必然，这为中国由金融大国向大国金融转变指明了方向。然而，应该构建一个具有怎样结构特点的大国金融？这条大国金融之路如何走？第十九届中国资本论坛上的经济学家们似乎有着不同的看法。

　　金融大国向大国金融的转变

　　当前，中国的金融必须由金融大国向大国金融转变，这已成为业界共识。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无论从财富配置还是社会稳定来看，都要求中国必须构建大国金融。中国GDP的50%都用于储蓄，以前，这些储蓄中的80%～90%都用于国内投资，而2014年，情况发生了转变，我国的对外投资额首次超过了吸引的外资额，这表明未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产已是大势所趋。但令人担忧的是，我国金融机构尚不具备足够的资产配置能力，与强大的需求之间存在突出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就是构建与我国经济相匹配的大国金融。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金融是导致经济波动的最直接、最常见因素，经济的波动则影响着社会的稳定，而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是一个国家经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沃土。因此，构建大国金融也是维持中国经济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

　　金融大国与大国金融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台湾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达业认为：“今天的中国是金融大国，但还不是大国金融。”一个国家的人很多，可以称为人口大国，而要称之为大国人口，则需要在人口素质上有很大提高；相应地，一个国家金融规模很大，可以称为金融大国，但作为大国金融，则是在金融领域处于引领者地位。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则表示：“金融大国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金融，规模再大，没有国际影响力，没有能影响世界经济的金融体系，也就不成其为大国金融。”黄达业也指出，大国金融一定是能影响全世界的金融，能制定全世界游戏规则的金融，“什么是大国金融？就是规则的制定者，而不是跟随者。”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作为大国金融发展战略目标的国际金融中心，其将不是或不主要是成为货币清算中心，甚至也不是全球货币的定价中心、交易中心，而是全球财富的管理中心、人民币计价资产的交易中心。

　　银行与市场模式之争

　　德国和日本是银行主导型金融模式的代表。在这种模式下，相对于证券市场，银行在动员储蓄、配置资本、监督公司管理者的投资决策以及提供风险管理手段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英国和美国一直被视为现代市场主导型金融模式的典范或原型。在这些国家，相对银行模式而言，证券市场在社会资本投资、行使公司控制权以及风险管理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众所周知，美国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过程中，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美国资本市场的跨越式发展，进而为海外资本提供了保值增值和财务管理的渠道，吸引了大量海外资本流入美国，这又进一步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这一良性循环过程中，美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和海外资本的流入是纽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环节。但这种体系中，一旦资本输出受限，美元信用就将被动摇，直接影响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过程与美国纽约有着巨大差别。为满足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日本建立了银行制度，并对金融实行了严格管制，这一方面奠定了日本银行业发展的坚实基础，使东京成为以银行为主的国际金融中心；另一方面，这种制度下，金融市场受到很大限制，导致日本的资本市场发展缓慢。当前，东京仍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聚集地之一，而其在衍生交易、国际债券交易、国际股票交易、股市机制等方面并不具优势地位，这也导致东京金融中心的国际化程度相对不足。

　　可以看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有其各自的优点，也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弊端。2009年，国务院正式提出“到2020年要把上海建设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一目标，为中国构建大国金融指明了方向。而关于中国的大国金融实现路径，借鉴以上两种不同的模式，一些专家认为应该以市场为中心，构建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而另一些专家认为要以银行为中心，构建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

　　黄达业说：“日本、德国、中国的司法体系属于大陆法系，在这个法系下发展起来的是以银行为主的防御性金融。”他认为中国需要构建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大国金融。而吴晓求也指出，“司法体系分为大陆法和英美法。中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有说法认为中国市场很难发展与我国司法体系有关。”但他同时也指出“这一现状也可以改变”。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瞿强表示：“到底是银行重要还是市场重要，这本身是制度的问题。构建国际金融中心需要资本市场分散决策、公平博弈。在一个政治非常集中的体制下，资本市场能走多远？”

　　而李稻葵并未明确指出中国的大国金融实现路径要以银行为代表的间接融资为主还是以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为主，只是强调必须重视实体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发展金融，否则就会出现1997年韩国那样的金融风暴。只要中国经济出现哪怕是当年韩国金融风暴一半资金幅度的资产价格下降，所带来的经济波动，就会使社会难以稳定。”李稻葵说。

　　曹凤岐说：“中国的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作用有限。”根据近两年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债权和股票融资2.87万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的11.7%，2014年这一占比上升至17.3%。曹凤岐认为，虽然2014年债权和股票融资占比较2013年有所提升，但总体来讲，中国的资本市场还不足以托起中国的实体经济。他表示，改变目前以银行为主的融资结构，进一步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才能使资本能在调配社会资源和企业资源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吴晓求在其《大国金融中的中国资本市场》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所要构建的大国金融，既要有高效而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又要有良好的风险分散机制，同时必须是开放的、国际化的。因此，大国金融必须具备良好的资本市场、市场化的金融中介、发达的货币市场和人民币国际化四大结构性元素，其中，资本市场处于核心，同时也是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需要构建的大国金融是一种以市场为主导的现代金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