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寻找新的中美相处之道
[导读]中国周边外交需适时调整,阐释和丰富“中国梦”的内涵,调整的前提是成功应对国内挑战
中美两国关系正处在一个新的政治周期的开端。中共十八大确立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执政团队,奥巴马成功实现连任。两国舆论都展开了对外政策的讨论,对中美双边关系给予高度重视。这是反思过去的时刻,也是规划未来的时刻。
由于国内政治权力转移呈现出连续性,两国的对外政策没有出现明显的断裂。在中国这一边,过去一年对美外交的总基调是构筑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2012年2月习近平访美时阐述了这一路线,十八大延续了这一政策表述。在美国这一边,奥巴马当局在第一个任期内提出了“亚洲再平衡”的战略,并采取具体措施,落实这项常常被称作“重返亚洲”的构想。
目前,观察家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看重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期待在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和习近平、李克强的第一个任期,双方能为创造一个合作而非对抗的中美关系做出更多努力。
应当看到,中美关系在开始其新旅程时“能见度”颇高,执政初期通常伴有的误解、摩擦和试探将大为减少。然而,战略互信仍将是中美双方面临的挑战。对中方而言,美国始于2010年的“亚洲再平衡”政策,给这一地区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这项政策构成了理解该地区事变的背景,黄岩岛、钓鱼岛问题的激化,中国过去一年中与数个周边国家的关系出现较大波动,都可放在这一背景下思考。美国强势参与亚洲安全架构的建设,客观上给相关国家增加了依靠感,使之在面对与中国有争议的问题时,更加不愿妥协。
在钓鱼岛事件中,虽然美国考虑到卷入的巨大代价而一再声称“不选边站”,但明眼人都清楚,如果没有美日同盟关系,日本是不会如此行事的。当然,如果美国不提供安全保障,日本内生的民族主义情绪将更加强烈,有可能通过修宪,建立自主的军事力量。如此,地区安全更无保障。
美国的亚洲政策将会延续。考虑到中东和阿富汗对美国战略压力的减轻,美国很可能较此前十多年更深地介入亚洲事务。可以预见,中国同亚洲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将呈现更大的不确定性。美国官方和智库通常将中美关系定性为“竞争-合作关系”,围绕中国周边国家,中美关系将更多表现为竞争。对这一前景,中国已有比较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更重要的是未雨绸缪,制定应对预案,并积极主动地开展外交活动,巩固基础,守住 大盘 。
竞争对两国都是风险很大的挑战。若处理不好,风险有可能会失去控制,引发冲突,甚至发生比较强烈的对抗。两国决策层对此都是清醒的。最近一年来,中国发出了一个清晰的外交战略信号,即“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
新兴大国最显著特征,是其利益处在不断扩展过程中。这一进程极易与既有格局发生摩擦。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需要打破传统逻辑,找到新的大国相处之道。这不仅关乎中美两国的长期利益,也关乎世界福祉。中美两个大国,如何在一些重大全球性挑战和全球治理过程中寻求合作,将成为两国关系良性建构的基点。
回到亚洲,面对不断强化的美国“亚洲再平衡”政策,中国如何在上述基调的基础上同美国展开博弈?
此前,中国在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上,采取的是经济优先政策。中国同周边国家几乎都建立了经济合作机制,特别是自由贸易区机制。通过共享中国的经济增长,为双边和多边政治和安全合作创造条件。这一“中国模式”需要坚持并不断完善。
但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实施以来出现的新情况说明,经济合作机制不能替代政治和安全机制。而且,经济优先战略有其局限性:达到一定程度后,过于紧密的经济联系,有可能在所在国引发对自身安全的担心,从而导致双边政治和安全关系的紧张。
而美国的亚洲战略并不特别突出经济的一面,而是更强调政治和安全机制的创建和整固,相比于经济上的互惠安排,政治和安全机制具有显著的公共性。美国总是把这一点与其价值观联系起来,并赢得了不少亚太国家的响应。
这就为中美竞争打上了价值观竞争的烙印。中国外交需要加强同周边国家的政治和安全对话,构建双边或多边安全机制,多做释疑解惑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这方面的竞争,可以描述为“美国梦”和“中国梦”的竞争。中国周边外交需要适时做出调整,不断阐释和丰富“中国梦”的内涵,提高道德感召力。一旦补上了这块短板,中国的亚洲外交将为之一新。当然,中国实现这一调整的前提,仍是成功应对国内挑战,将改革引向深入。在此意义上,外交仍是内政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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