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步雷 | 文

2012年1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了《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草案）》。 针对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大规模使用劳务派遣工、被派遣工维权困难且与“正式工”同工不同酬等问题，一审草案规定了三个措施：提高劳务派遣企业准入门槛，限制劳务派遣适用范围，强化“同工同酬”原则。二审草案仍聚焦于此。

上述做法可合理预见其制度约束力和效果不会多好。原因在于：对劳动关系的调整，仍片面倚重劳动行政，而未大力培育劳资平等博弈机制。

首先，劳动关系是基本社会关系，数量大、问题多而难，用劳动行政机制替代劳资平等博弈机制，不仅降低市场活力、损害自主交易权，也会导致沉重的行政负担，而劳动行政资源、能力是很有限的。且在地方党政机关极力经营GDP的背景下，其履职动力也明显不足。

其次，包括企业用工的数量、派遣工比例在内的劳动关系信息，是分散的、变动的，劳动行政的信息成本极高，信息质量欠佳。

第三，现有劳动立法中诸多强制性规定对地方公权力机构的实际约束力，已出现结构性残缺，即使新增劳务派遣比例限制条款，也同样很难实施；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即便授权做了规定，也难免成为空文。

第四，二审草案中劳务派遣工与正式工适用相同薪酬体系的规定，如果不结合劳资平等博弈机制，同样缺乏生命力。概言之，对劳动三权（团结、谈判、争议权）和相关机制的替代制度，如果违背经验理性与逻辑理性，就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

防治劳务派遣滥用，一靠劳动三权的实证化、机制化、法治化，劳方可集体与资方博弈；二赋予同工同酬权利以可诉性，使其可便捷获得司法救济；三确立从劳务派遣向直接雇佣的转化制度——用工主体使用被派遣工达到一年以上期限后，转化成用工主体直接雇佣的劳动关系。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