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家群体对改革开放40年的贡献，在践行对经济学‘经世济民’这一独特理解中体现出来。他们不断突破意识形态的藩篱，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为各级政府建言献策，突破知识和思想瓶颈；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学自身也获得了凤凰涅槃般的再生。”

　　以上是2018年12月30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杨春学在“改革开放的逻辑：中国道路的思考与展望——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学术论坛”上所表达的观点。2019年1月9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就经济学对改革开放的贡献问题采访了杨春学教授。

　　中国经济时报：经济学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春学：经济学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学对改革开放的社会贡献；二是经济学自身的发展；三是反思经济学自身的问题；四是经济学对思想史的重要性。

　　中国经济时报：那么如何理解“经世济民”这一经济学概念？

　　杨春学：中国经济学人以各种特殊的方式，对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践行对“经世济民”这一经济学概念的独特理解。这种贡献可以总结为下述三个方面。

　　第一，以各种方式突破意识形态的藩篱，不断地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比如结合改革开放的实践，创造有科学依据的新的市场理论。例如，董辅礽先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八宝饭理论”，提出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第二，为各级政府及部门出谋献策，为改革提供智力支持，突破知识瓶颈。一部分经济学家参与起草了中央和政府工作报告。一个经典的案例是杜润生先生及其研究团队对农村土地承包制改革的贡献。更多的经济学者身处研究机构和大学，虽然他们没有作出上述的直接贡献，但以其他方式影响着中央和政府政策的选择。

　　第三，经济学界的争论，以独特的形式促进决策者更周全地考虑改革方案，降低改革的社会经济风险。改革开放的精髓就是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和争论。因此，经济学者之间不同观点的争论，特别是涉及具体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建议的争论，为决策者提供了较为完备的思想基础。但不能认为某种政策建议受到政府的重视和采纳，提出非议者就是反对改革。到底怎么改、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改的争论，跟反不反改革没有关系，中国经济学的进步有待于大家客观公正地看待经济学家不同的争论。

　　中国经济时报：怎么看待经济学对改革开放作出的贡献？

　　杨春学：如果说中国经济学人对改革开放的实践作出了巨大的“社会贡献”，那么，这种贡献更多的类似于“中医”。他们的“药方”确实治疗了一些“疾病”，但是对这种“药方”的思想基础却缺乏应有的科学理论化深度和高度。这涉及的是“学术贡献”的问题。

　　我们要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需要了解经济学家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治理方案、制度安排背后的思想学理基础是什么？并且要达到一定的理论深度，只有达到一定的理论深度才能找到中国道路跟欧美其他国家道路的差异。

　　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思想史的基础。只有从这样的基础出发，才可能真正以中国的视野，讲述和解释中国的故事。

　　中国经济时报：我注意到了您此前主编的《突破思想瓶颈》这本书，您的初衷是什么？

　　杨春学：改革开放40年，在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版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不断丰富，适时对此加以总结既是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需要，也是经济学者的责任。因此，我欣然接受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的邀请，组织青年学者完成了这本书。但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尚在发展中，其体系的构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一起努力完成这一伟大工程。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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